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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主要成就

  经学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2]  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史学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

  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文学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王闿运简介

王闿运

王闿(kǎi)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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