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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诗学主张

  张问陶主张诗歌应写性情,有个性:“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反对模拟:“文章体制本天生,祗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他的诗论与性灵说相吻合,为袁枚所称赏。袁枚誉张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其原因在于张问陶不仅才华横溢、创作成绩斐然,而且其思想观念与诗学观点同袁枚颇多相通之处,成为嘉庆时期性灵派的重镇,与乾隆时期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赵翼鼎足而三,占据乾嘉性灵派殿军的地位。

  张问陶没有论诗专著与文章,但其《船山诗草》却收有数十首论诗诗,可供我们窥探其论诗要旨。综观张问陶论诗,可知其诗学观与袁枚性灵说笙磬相应,又不乏独到之见。张问陶堪称性灵派独具特色的诗论家。

  张问陶论诗一再标举“性灵”,可见其主性灵之旨。如“性灵偶向诗中写”(《正月十八日……绝句志之》),“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笔墨有性灵”(《戊辰日依竹堂感怀》)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灵终是我”(《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之句,更显示其与袁枚“独抒性灵”(《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袁枚“独抒性灵”之性灵说内涵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张问陶论诗要义一方面与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补充与发展。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情以真而愈笃”(《答尹相国》)。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屠琴隖论诗图》其六)、“好鸟鸣春尚有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八),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泰征》)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写天真”(《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陆机《文赋》)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论诗十二绝句》其八)。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张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陈荫山舍人……限五古》)这一观点对袁枚性灵说所谓“神韵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鹤》)、“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遣兴》)之主观唯心因素是一种补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强调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与理相离。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亦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其真与善,故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这一观点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刚正的气质、人格的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又标举“奇气”:“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奇气”是指诗人的非凡、狂放的气质,一种浪漫精神。这与张问陶的个性特征相关。张问陶论诗重气,当受到挚友洪亮吉的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即将“气”与性、情等相提并论,作为“诗文之可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针砭某些性灵诗轻佻滑易、缺乏气骨之弊,亦是对袁枚性灵说之补救。

  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张问陶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其七)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张问陶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其十),“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题屠琴隖论诗图》)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张问陶亦云:“土饭尘羹忽崭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论诗十二绝句》)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张问陶重性灵亦如袁枚一样重诗人之灵性,或曰诗才,并略有阐发。诗人有灵性表现之一是创作之际易产生灵感,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论诗十二绝句》其四、其五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采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创作产生的灵感现象。前引张问陶关于创作要有“自身真阅历”的观点,亦即是“不凭空”;但创作还须借助“灵光”即灵感。二诗写出灵感降临“忽来”的突发性、“骤得”的短暂性,以及思维的活跃性,“诗情跃跃”指感情激动,而且想象丰富,所谓“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题屠琴隖论诗图》)。此外灵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强求,所谓“诗为无心如拾得”(《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可见张问陶对灵感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对于诗歌的审美特征,袁枚性灵说要求灵活、有生趣、风趣,张问陶则主张空灵、有真趣,二者颇为接近,但亦有区别。张《题屠琴隖论诗图》云:“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孟津县寄陈理堂》)。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脱动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其五),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的观点相近。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不过,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差异实为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为了弘扬问陶诗风,四川省蓬溪县成立了问陶诗社,有会员100余人,定期出版社刊《问陶新韵》。

张问陶简介

张问陶

张问陶(1764—1814) ,清代杰出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字仲冶,一字柳门,因故乡四川遂宁城郊有一座孤绝秀美的小山,形如船,名船山,便自号船山,也称“老船”,因善画猿,亦自号“蜀山老猿”。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后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后辞官寓居苏州虎邱山塘。晚年遨游大江南北,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寓所。其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张船山书画年谱》等文献。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存诗3500余首。其诗天才横溢,价重鸡林,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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