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沔墓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土于洛阳，但具体地点不详。现存开封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唐大历十三年?778年?四月刻。志盖高、宽98厘米，厚22厘米。录皿顶，四周有阴线刻花草纹。题篆书“有唐尚书左仆射崔孝公之墓”12字。志之高、宽与盖同，厚18厘米。李邕撰文，徐拱书丹。志文隶书52行，后26行续刻于盖之背面。行31字。首行题曰：“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孝公墓志”。盖、志二石均完好，文字清朗醒目。志文记述了崔沔的家世、生平事迹、死葬年月等，大大丰富了《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四崔沔的传记，可与史传互为补充。
墓志主要介绍了崔沔的世系家谱，包括崔沔之曾祖、祖父、父亲、子孙等人的官职及他本人官职升迁情况。据志文记载：“公讳沔，博陵安平人也。”“曾祖讳弘峻府君，隋银青光禄大夫，赵王长史：祖讳俨府君，皇朝益州雒县令；考讳皑府君，朝散大夫、汝州长史，安平县开国男，赠卫尉少卿。”
志文还记载了崔沔子孙的情况：“长子，同州冯翊县尉成甫”，“嗣子佑甫，仕为朝散大夫，权知中书舍人事，赠紫金鱼袋”。“成甫之长子伯良仕殿中侍御史，次子仲德侍至太子通事舍人，少子叔贤不仕”。
在唐志中，世系家谱是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崔沔墓志也不例外。志文追溯远祖，叙述了崔氏六代世代珪组蝉联，居于显赫地位。博陵崔氏是北朝时期“卢、崔、郑、王、李”五大家族之一，是著名的望族。这些士族大地主把持朝政，他们担任中正高官，朝廷任用官吏都由他们推荐或罢黜，世称门阀制度。而且这五大家族互为姻亲，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建朝初期，感到士族对他们政权的威胁，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废除九品中正制，并用科举考试取士。唐高宗时颁布禁婚令，规定北魏士族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崔沔妻名王方大，王方大墓志已在洛阳出土，现存开封市博物馆。志文由崔沔亲撰，王方大是太原王氏的后裔，七姓十一家互为婚姻的事实，在墓志中得到印证。看来，禁婚令当时可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由此可见，唐王朝虽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但崔氏一门在唐代仍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崔氏家族在唐王朝中先后有23人为相。崔沔及其子佑甫，两唐书均有传。
志文除了叙述崔沔的世系家谱外，多为歌功颂德之辞。志文评价崔沔一生廉洁奉公，俭约自守，勤政爱民，与《新唐书》中所记“纯谨无二言，事亲笃孝”基本相合，都对崔沔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志文记述沔曾“注《老子道德经》，文集三十卷”这句记述，史传并未记载。唐代修史注经著书之风甚盛，因各种原因，这部注经今已未能见到。崔沔传世的诗文极少，仅在《全唐诗》中录有诗一首，以及《全唐文》中文十四篇。《新唐书·崔沔传》中有“沔俭约自持，禄禀随散宗族，不置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言志”的记载，意即“他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散发救济贫民，而自己却不置宅第，甘愿过着俭朴的生活。”故目前有人推测《陋室铭》一文并非刘禹锡所作，而是崔沔所写。至于这篇名作究竟是否出自崔沔手笔，还待以后作进一步考证。
关于崔沔卒葬年月，改葬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史书中不详，可补史缺。据志文记载，沔死于唐开元二十七（739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历十三年（778年）岁次戊午四月丁丑朔八日甲申，嗣子佑甫奉孝公之亲，还于邙山之平乐原，以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礻付为礼也。”
据志文一开始所说沔“以开元廿九年（741年）十二月廿九日权窆于邙山，故人北海太守江夏李邕为志曰”云云，可知李邕撰志文应在权窆之后，而志文之书写则在大历十三年四月与夫人王方大合葬之时。因沔死后受“仆射之赠”是在开元之后二十余年的永泰年间，其时李邕已于天宝年间被害而死，故志题中“左仆射”一衔及铭辞后面记其子孙及沔与夫人工氏合礻付等情况的六行文字，均为徐珙书写时所加添。迁葬之大历十三年，距其死之开元二十七年已长达39年之久。其间经历近8年的“安史之乱”，崔佑甫保护着宗族百余口人逃至江南，当是未能尽早将父母迁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