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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传·司马迁传 译文

  从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到晋国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作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播有关剑术的理论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舆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率兵伐蜀。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趟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在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印是武信君的将领,领兵攻占了朝歌。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项羽时,司马印归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河内郡。司马吕生司马毋惮,司马毋惮任汉朝长安的市长。司马毋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精神道:《易大传》说: “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我认为阴阳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他们的学说,因循了阴阳排列四时的顺序,吸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精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精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欲,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精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阴阳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爱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烦琐细碎、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 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 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所以说名家“使人 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实情。既不走在事物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物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做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空。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样就合乎大道,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体是人生存的器具。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记识。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先生说: ‘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贱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是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 《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 《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 “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答道: “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之盛, 《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其篇目为: 《五帝本纪》第一, 《夏本纪》第二, 《殷本纪》第三, 《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 《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礼书》第一, 《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惮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 《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 《韩世家》第十五, 《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传》第一, 《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司马穣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穣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买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买列传》第三十七,《傅靳挪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乐布列传》第四十,《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曰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遣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三代事业。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散乱了。汉朝建立,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订了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入学者逐渐被启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遣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啊!我的祖先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定恭敬不忘啊!”于是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略述三代,详绿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着十二篇本纪,已经列出大纲了。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年代交叉难以明辨,因此作了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作了八书。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根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因此为他们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不使自己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为他们作了七十列传。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遣佚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整齐了百家杂说。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贤臣的标准要求他。司马迁回信说:少卿足下:早些时候承蒙您写信给我,教我谨慎地接人待物,并担负起向皇帝举荐人才的应尽义务。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责备我没遵从您的意见行事,而听从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这样的。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聆听过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遣教。衹是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于低贱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情绪苦闷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诉说。俗话说:“为了谁而这样做,又有谁来听我说呢?”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生不再鼓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为知己者而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身体残废的人,即使怀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可贵之材,有如许由、伯夷那样的高尚品德,终究也不能引以为荣,相反恰好遭人耻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秽。早该给你回信了,刚好随从皇帝束巡归来,又忙着烦琐的事务,彼此相见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没有一点儿空闲得以详尽说明我的心意。现在你身遭大难,再过一个月就接近行刑日期了,我又将随从皇帝去雍地,恐怕转眼之间你就会遭到不幸。这样,我将最终不可能向你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灵也会抱恨无穷。请允许我说说自己的固陋见解吧。好久没给你回信,请原谅。

  我听说过:加强自身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德的开端;取舍得当是道义的表现;正确对待耻辱是判断勇敢的标准;树立好的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准则。士人衹有具备了这五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而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最惨的灾祸,莫过于贪图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过于伤了自尊心;最丑恶的行为,莫遇于辱没祖先;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受过宫刑的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与闯入雍渠同坐一辆车,陪坐的孔子感到耻辱,便离开卫国到了陈国;商鞅依靠闯入景监的引荐,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赵良为此感到恐惧;宦官赵谈为文帝参乘,袁盎怒而争谏。自古以来宦官就被视为可耻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关宦官的事,没有不挫伤锐气的,何况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让一个受遇宫刑的人去举荐天下的英雄豪杰呢?我靠着父亲的余业,得以在京师任职,已有二十多年了。平Et自己常想:对上,我没能竭尽忠诚,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誉,以博得圣明君主的赏识;其次,我又没能替皇帝拾遣补阙、招贤进能,以显露那些隐士的才干;对外,我也没能参加军队去攻城野战,取得斩将拔旗的功绩;对下,我也没能用积年的劳苦换来高官厚禄,以使宗族朋友争光得宠。这四者,没有一件成功的,衹不过是得过且过,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我没有一点可称道的长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居于下大夫的行列,事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捍卫国家的法度,为国竭尽智谋,如今身体残废了,做了一个扫除的奴仆,处于这样卑贱的地位,却要扬眉吐气、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说呢?

  况且,事情的原委足不容易说清楚的。我年少的时候,才华横溢,长大成人后却不能博得乡里的称誉,幸好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使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我以为头顶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断绝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边,Et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宠信。然而事情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时并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饮过酒,交过朋友。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结交士入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取舍之间重德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而有礼让,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从他平时的修养品德来看,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衹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随意构陷,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衹率领不到五千步兵,就长驱直入战地,足迹到达匈奴的王庭。他的这支部队,虽然不过是诱虎之师,但他却能主动出击,四处挑战,仰攻强敌,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损失。杀得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于是征调了左、右贤王的所属部队,发动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李陵军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卒便无不奋起,他们噙着泪,血流满面,咽下泪水,举起空弓,留着敌人的兵刃,向北争着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陵军未覆没时,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可是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帝吃饭不香,听朝不悦,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的情绪,实在想对皇帝竭忠尽智。我以为李陵一向对将士们绝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将也赶不上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当他败降之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着这些想法想向主上陈说,而没有机会。恰好主上召问,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主L又没深加推究,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寺治罪。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落了个欺君诬上的罪名,主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贫穷,没钱赎罪,朋友们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替我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不是草木石头,独自和法官打交道,被关进深深的监狱裹,能向谁诉说我的苦处呢!这些正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已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却被处以宫刑住在蚕室中蒙受耻辱,着实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呀!可悲呀!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对世俗的人一一说清楚的。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赐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而掌管文、史、星、历的官与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来就是供皇上驱使,如同豢养的优伶一样,是被世俗所轻视的宫职。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毫毛而微不足道,和一只蝼蛀、蚂蚁被踩死有什么区别呢?而舆论也不能把我视为是为气节正义而死的,衹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我解脱,终于被杀而已。为什么呢?平素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必然使人们有这种看法。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毛,这是因为他们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一个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脸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辞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绑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耻辱,比这还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头发、戴铁锁的耻辱,还有比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坏肌体的耻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耻辱,腐刑使耻辱达到了顶点。《礼记》上说:“对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造就是说士人不能不严格保持操守。猛虎在深山裹,百兽感到恐惧,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笼子裹,便摇头摆尾向人求食,这种屈服于人的威势的习性是逐渐形成的。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在地上画个圈儿作监牢他也不敢进去,削根木头作法吏他也不敢抬头答话,而是决计在受辱之前自杀。现在,我被捆绑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知叩头,碰上狱卒就胆颤心惊。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积累了对狱吏威势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说自己没有受辱,岂不是厚着脸皮,哪裹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作为一方诸侯,也曾被关在羡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种刑罚;淮阴侯本为王,却在陈地被逮捕;彭越、张敖曾南向称王,同样因罪被关在监狱裹;绛侯周勃灭掉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员大将,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作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杀。落入尘埃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哪裹有什么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稍一迟疑,等情况恶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后,才想为气节而死,不是太晚了吗?古人难于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说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怀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衹有那些被义理所激发的人们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况。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独自身。少卿你看我对妻子儿女怎样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也会处处勉励自己的。我虽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份量的。何必要遭受坐监牢的耻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能赴义死节,更何况像我要处于迫不得已环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甚至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意志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古代有许多身为富贵而声名堙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流芳后世。周文王被囚于羡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穷,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受膑刑,论着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蜀,其《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写出《说难》、纰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裹有所郁结,理想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去双足,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引退著书,以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来,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搜罗天下散失的遣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现。我果真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遭受耻辱的债了,即使万一被杀,我也绝不后悔!然而这些衹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对浅薄的俗人诉说。

  而且,背着坏的名声,在社会上是难于立足的,自己卑贱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谤。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乡里人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耻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呆在家裹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裹去。每当想到这一耻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我衹不过是宫中的臣仆,哪能隐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暂且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地活下去,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结。现在少卿教我推荐贤士,这恐怕是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装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解脱,也没有用,世俗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来耻辱。总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会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衹是粗略地说说我浅薄的见解。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开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惮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赞曰:从古人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官,并写下了许多史书。到了孔子整理史书,上自唐尧时期,下止秦穆公时期。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虽然有留下来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经典,所说关于黄帝、颛顼的事迹就不那么清楚。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著作《春秋》,左丘明阐述整理有关史实来给《春秋》作传,又编撰了与此相异同的史料而成为《国语》。又有《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来。春秋以后,七国争雄,最后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记述这段历史的史书有《战国策》。汉朝兴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是《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春秋》、《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一些史料,陈述《楚汉春秋》的史实,接续记载其后的史事,截止于天汉年间。所讲的秦、汉时期的历史十分详尽。至于采录、摘取经传,分别记述几家的史事,有许多地方粗疏简略,有的互相矛盾。还有他涉猎的范围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千年之间,这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再有他的是非观和圣人非常不同,论说大道则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则贬退隐士而推举奸雄;记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贱,这些是他的短处。然而,从刘向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676304097845.html

《汉书》传·司马迁传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剸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鐀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经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与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崩阝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申、朝,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已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忄朁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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