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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列传·郑范陈贾张列传 译文

  (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

  ◆郑兴传,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少时学《公羊春秋》,晚年学《左氏传》,积累知识,深入思考,通达书中要旨,同学辈都以郑为师。

  天凤年间,率领学生从刘歆讲《左氏传》大义,刘歆赞美郑兴的才华,使郑撰写条例、章句、传诂,并校正《三统历》(夏、商、周三历,刘歆撰)。更始即位,用司直李松代理丞相,先入长安,李松用郑兴做长史,派他回去接皇帝迁都。更始的一些将领都是山东人,都劝驾留住洛阳。郑兴劝皇帝道:“陛下从荆楚起兵,权政尚未施行,一朝建立国号,而山西雄桀争着杀王莽,打开关门在郊外迎接陛下,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天下百姓被王莽的虐政害苦了,而思念汉高祖的旧德哩。现在久不安抚百姓,臣下恐怕百姓离心,盗贼又会兴起。《春秋》上写齐桓公即位为‘齐小白入齐’,而不称齐侯,因为尚未朝庙祭祖的原故。现在议论的人想先平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知根本而争其末梢,恐怕国家的守卫转移在函谷关,即使睡在洛阳,难道安于枕席吗?”更始帝说“:我向西已下决心了。”拜郑兴为谏议大夫,派他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回来后拜为凉州刺史。恰逢天水有反叛的,攻杀郡守。郑兴因而免职。当时赤眉入关,东边道路不通,郑兴就向西归附隗嚣,隗嚣虚心用礼节请郑,而郑兴感到委屈,称病不起。隗嚣夸耀自己,常用周文王自比,便与诸将商议自立为王。郑兴听说就劝阻隗嚣道:“《春秋》传说:‘口里不说忠信的话叫..,耳朵不听五声之和叫聋。’近来诸将集会,莫不是不说忠信的话么,大将军听从了,莫不是缺乏详细的考察么?从前周文王继承祖宗道德的余绪,加之本人的聪明才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能服侍殷商,等到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而会于孟津,都说‘商纣可以讨伐了’。周武王认为天命尚不可知,于是还师等待天时。

  汉高祖征伐多年,还用沛公的名义行军。现在你的令德虽然鲜明,但没有周朝那样的福泽,威略虽很振兴,但没有汉高祖的功勋,而想举办不可办的事业,将加速引祸,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将军仔细考虑一下。”隗嚣终于没有称王。后来就广泛设置官吏职位,用来提高自己的威望。郑兴又阻止隗嚣道:“那些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都是王者的车服,不是人臣所应有的。孔子说‘:只有器(车服)和名(爵号),不可借给别人。’不可借给别人的东西,也不可向别人借来。对实际无好处,对名声有损害,不是尊重皇上的意思。”隗嚣感到为难也就停止了。等到隗嚣叫儿子隗恂入侍,将出发时,郑兴托隗恂请求回家安葬父母,隗嚣不听从而迁徙郑兴的房舍,增加其官秩与礼仪。郑兴进见隗嚣道“:从前遭逢赤眉之乱,凭将军僚旧的关系,所以冒昧请求回家明德。幸蒙天地的大恩,又得保全其性命。我听说侍亲的道理,父母活着时用礼节奉养他,父母死后用礼节安葬他,用礼节祭奠他,遵奉这些礼节,不敢半点违反。现在因为父母尚未埋葬,请求告老还乡,如果增加官秩搬迁房舍,中间又拖延不少时间,这是用父母作钓饵,太无礼了。将军怎么能这样?”隗嚣说“:我就不配挽留老朋友吗?”郑兴说:“将军占有七郡的土地,拥有羌胡的百姓,来拥戴本朝,德没有再厚的,威没有再重的。在驻地就是专命的大使,进朝延就是鼎立的大臣。我,从俗之人,不敢深处不出,通过将军求进身之阶,不担心达不到目的;委托将军求进入朝廷,不担心不亲受恩典,这就是我不违背将军的心计哩!我已替父母请求,不可这样中止,愿把妻子留下来,我独自归葬,将军又何必猜疑呢?”隗嚣说“:这太好了。”于是催他赶办行装,叫他和妻子一道向东而去。

  这是建武六年(30)的事。侍御史杜林先与郑兴同住在陇右,杜林就推荐郑兴道:“我看到河南郑兴,坚守正义,喜好诗书,知识渊博,思想坚定,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德行,应该留在皇上的身边,掌握国家的机密。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而诗人十分高兴。希望陛下留心观察,来为陛下分劳。”于是郑兴被征为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三十日,日食。郑兴便上疏道“:《春秋》认为天反时便成灾,地反物便成妖,人反德便是乱,乱就妖灾发生。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办事有缺陷。按《春秋》‘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古书上说:‘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现在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其要害在于针对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齐桓公不计旧仇而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谷阝索殳,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用而位置错了。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

  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在三十日。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今年正月出现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丁宁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的福。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意见。”书奏上,多被采纳。帝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并说:“我想用谶言断定,怎么样?”郑兴答道:“臣下不懂德谶。”皇上怒道:“卿不为谶,你能说谶不对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而不是认为不对哩。”皇上的意思才缓解下来。郑兴多次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因为他不会用谶所以不得重用。

  九年(33),皇帝派郑兴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郑兴率领他的营部,便与大司马吴汉一道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皇上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不久,侍御史奏郑兴奉使私买奴婢,于是降职做莲勺令。这时正是丧乱以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修礼教来教化百姓,后来因事免职。郑兴好古学,尤其对《左氏》、周官》有研究,长于历算,从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谈《左氏》的多半以郑兴为祖。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所以有郑、贾之学的说法。郑兴离开莲勺以后,不再做官。曾经客授阌乡,三公几次请他都不肯出来,死在家中。

  ◆范升传,范升,宇辩卿,代郡人。少年时死了父亲,靠外家生活。九岁时读了《论语》、《孝经》,年长时,学习《梁丘易》、《老子》,并教授后生学习。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做议曹史。当时王莽连续征兵,赋税繁多,范升于是向王邑提意见道“:我听说做儿子的别人不非议其父母算作孝,做臣子的下面不非议其君上算作忠。现在众人都称朝圣,都说皇上公明。所谓明者没有看不见的东西,圣者没有听不见的东西。现在天下的事情,明明胜过日月,震震胜于雷庭,而朝廷上看不见,公也说听不见,那么老百姓怎能呼天?您以为对的而不讲,那么过失还小;明知道错了而跟着干,那么过就大了。两者对于公无可避免,天下埋怨您是应该的。朝廷把远处人民不服从为忧虑,我认为近处人民不喜悦算是重忧。现在行动与时令乖戾,事情与道理相违,好比车子在覆车的道上狂奔,在事败之后去探汤,后出更加可怪,晚发更可怕哩。现在正是岁首,而动员百姓远征,野草不能充饥,田荒无人耕种,谷价飞涨,每斛涨至数千,官吏百姓陷于水火之中,不是国家的人。这样下去,就像让胡、貊之人守关,青州、徐州的强盗就近在帷帐之内了。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人倒悬之忧,免去百姓的焦虑,不可用书信传递,希望皇上引见,陈述我的想法。”王邑虽然认为范升的话有理,但始终不用它。范升称病请求退休,王邑不听,派他乘传出使上党。范升就与汉兵相会,于是留下来没回去。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征召范升到怀宫,封为议郎,升为博士。范升上疏推辞道“:臣和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学过《梁丘易》。他们二人年纪老了,对经学很有研究,而臣没有及时退休,现在与梁恭并立,深知吕羌有学问,又不能进,对二老深感惭愧,没脸面见世人。读了书不能实行,知道而不能说,不能开口以为人师,愿推掉博士让给梁恭吕羌。”皇上不同意,但从此更重视他,数次下诏引见,每有大事,常召见访问。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皇上下诏让大家讨论。四年(28)正月,朝见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皇帝说:“范博士可上前发表意见。”范升起立答道“:《左氏》不以孔子为祖,而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又不是先帝所存,没有因由可立博士。”于是和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到了中午才罢。范升退朝后又奏道“:臣下听说人主不稽考古史,不能承受天命;臣子不述旧闻,不能侍奉国君。陛下同情经学有缺,劳心经艺,总想广征意见,所以异端都起来了。近来有司请设《京氏易》博士,下面执事们没有谁能有根据地纠正。《京氏易》既立了,《费氏易》又在怨望,《左氏春秋》也希望设立。《京》、《费》已立,再就是《高氏》了,《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果《左氏》、《费氏》能设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都要求设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听从了就失去正道,不听从就失去人,将恐陛下必然听得厌烦。

  孔子说‘: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博学各家而简约之,可以不违背正道了)学了不约,一定会叛道。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说是知教,颜渊可说是善学了。《老子》说:‘学道日损。’损,就是约的意思。又说:‘绝学无忧。’绝,指末学。现在《费》、《左》二学,没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对这便有坏疑,所以《京氏》虽立,马上又被废掉。疑道不可遵循,疑事不可实行。《诗书》的兴起,由来已经很久。孔子尚且周游列国,到了五十岁,才从卫国回到鲁国,校正《雅》、《颂》。现在陛下草创天下,纪纲尚未定立,虽设学官,没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氏》、《费氏》,不是当务之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研究邪说异端,一定有害处)古书说‘: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用来表示回到根本,也表明不专己。天下之事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根本不一致哩。《易》说:‘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说‘:正其本,万事理。’《五经》的根本从孔子开始,谨奏《左氏》的错失共十四件事。”当时提出疑难的认为太史公多引《左氏》,范氏又上书说太史公违背《五经》,歪曲孔子的话,以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书把他的意见下交给博士讨论。后来范升被出妻所告,坐了牢,出狱后,回到乡里。永平年间,做聊城令,因事免职,死在家中。

  ◆陈元传,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师侍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王莽曾经从陈钦受《左氏》学,封陈钦为蕌难将军。陈元少时传父亲的学业,为《左氏》作注解,集中精力思考,甚至不与乡里往来。

  因父亲的职务而为郎。

  建武初年(25),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被当时学者认为正宗。当时有人倡议想立《左氏传》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末,不该立。陈元听了,就上朝奏疏道:“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感经艺谬误错杂,真伪难分,每临朝日,常请群臣议论圣道。知道左丘明是极贤的人,亲受孔子教育,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所以下诏立《左氏》,广泛征询意见,表示不专用己意,尽之群下。现在论者沉溺于自己所习的学问,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认为不是亲见实事之道。《左氏》个人钻研,少与别人通气,于是被异家掩盖。最好的音乐不合众人听觉,所以伯牙绝弦;最好的宝石不被众人认知,所以卞和泣血。孔子圣人之德,而不容于当世。何况是竹帛余文,被雷同者所排斥,本是当然的啊!不是陛下至明,谁能觉察出来。“臣见过范升博士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博士,和他列举太史公违戾共四十五件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都是断截小文,吹毛求疵,因年数稍有出入,就指为大错误;遗漏一些小节,认为便是大缺失,挑剔毛病,掩盖弘美,正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的意思。范升他们又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认为如果先帝所行而后主必须照办的话,那么盘庚不应迁到殷都去,周公也不应营洛阳,陛下也不应都山东了。

  过去,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书叫太子受《公羊》,不得受《公梁》。孝宣皇帝在世时,听说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自学习。等到即位,在石渠讨论《五经》而《谷梁》之学兴起,至今与《公羊》学并存。这就是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互相因袭哩。孔子说‘: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眼睛明的人有独见,不被朱紫所迷惑,会听者有独闻,不被清浊所混乱,所以离朱不被巧眩移目,师旷不被新声易耳。现在干戈初停,战事略止,留心圣经贤传,考虑儒雅之学,采取孔子拜下的意思,卒渊圣人独见的宗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学派,解释先圣的积结,淘汰学者的困惑,使基业垂于万代,后进不再狐疑,那么天下就幸甚了。“臣元愚昧,曾经向老师学过。如果能以粗布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的正道,理丘明的宿冤;如果言辞不合经传,事情不合古人,退下来甘受重刑,即使死了,也等于活着。”书奏上去,皇上批示交下边议论,范升又与陈元辩论起来,共十多次。皇上最后立了《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第一。帝认为陈元刚参加争论,就用他作司录李封的从事,于是诸儒因《左氏》之立,议论纷纷,自公卿以下,几次在廷争论。正逢李封病死,《左氏》之学又废止了。陈元因才高著名,提升到司空李通府。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应叫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情下达三府。陈元上疏道“:臣听说以臣为师的能为帝,以臣为宾者能称霸。所以武王用太公为师,齐桓公用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总己听于冢宰。’

  近代汉高帝有优待相国之礼,太宗(孝文帝)从丞相手中救出邓通叫做‘假权’,到了王莽篡位,汉室中衰,专操国柄,窃得天下,专凭己意,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害宰相之威,以揭发别人为明,攻人之短为直。以至陪仆控告其君长,子弟违背其父兄,网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而不能阻止董忠的反叛,本身被杀害。所以人君患在自己骄傲,不患有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因此文王有日昊吃饭之劳,周公有吐饣甫握发之恭,没听说有什么提倡揭发,加强督察的作法。当前四方还不平靖,天下不够统一,百姓都在观望,耳目张得大大的。陛下应修文武的圣典,继承祖宗的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但不应使有司监察公辅之名。”皇帝听从了,把他的建议发下去。李通罢官后,陈元又提拔到司徒欧阳歙府,几次陈述当世事务,郊庙之礼,皇帝不能采用。因病离职,年老,死在家中。

  ◆贾逵传,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做过梁王的老师。曾祖父贾光,做过常山太守,汉宣帝时以吏二千石,从洛阳迁去。父亲贾徽,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还学习《国语》、《周官》,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完全继承父亲的学业,二十岁时能读《左氏传》和《五经》本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虽然是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学说。从儿童时起,就常在太学,不了解外面的事务。

  贾逵身长八尺二寸,一些儒生取笑他说:“问事不休贾长头。”意思是说贾逵个头很高,但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喜欢问这问那。他性格快活,平易,很聪明,喜思考,与众不同,很大方。他特别对《左氏传》、《国语》有研究,写有这两部书的《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给皇帝。显宗很重视,令人将它抄写一份藏在秘馆里面。当时有神雀飞到宫殿官府,头上羽毛有五彩之色,皇帝很觉奇怪,问临邑侯刘复是什么原故,刘复答不上来,推荐贾逵说他知识很渊博,皇帝于是召见贾逵,问他是什么原故,贾逵答道:“从前周武王完成父亲的基业,凤凰出现在岐山,汉宣帝威信很高,戎狄归顺,神雀也连续出现过,这是胡人将降顺的预兆哩。”皇帝命令兰台史官拿出笔札,叫贾逵写一篇《神雀赋》,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一道任校秘书,留在皇帝身边备咨询。肃宗即位,推崇儒家学术,特别喜欢《古文尚书》、《左氏传》。

  建初元年(76),诏进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赞赏贾逵的讲法,要他发挥《左氏传》的大义比公羊、谷梁二传见长的地方。贾逵于是逐条奏明道:“臣谨挑选出《左氏传》三十事特别著名的地方,都是宣扬君为臣纲的正义,父为子纲的道理。其余十分之七八与《公羊传》相同,有的文字简略,小有差异,无伤大体。至如写到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等人,《左氏》深刻发挥君臣的大义,《公羊》多认为是通权达变,这就相差很确定,但是冤抑太久,不能分清是非。“臣在永平年间曾经上书谈到《左氏传》中某些与图谶相合的地方,先帝没有遗弃刍荛之言,采纳了臣的话,由臣写出详细的讲解,藏在秘书处。

  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立《左氏传》,但他不先摆出大义,而轻易地交给太常,自以为理由充足,能够挫败那些儒生,可儒生们内心不服,联合起来抵制。孝哀皇帝又迎合众人心理,所以刘歆做河内太守。从此大家攻击《左氏》,成为众矢之的。到了光武皇帝,有独特的见地,兴立《左氏》、《谷梁》两家,恰巧两家先师不通晓图谶之学,所以半途而废了。臣下认为凡是保存先王之道的书籍,要害在于安上理民。现在《左氏》推崇君父之道,卑视臣子,这是强干弱枝,劝痒戒恶,道理极为明白切当,直接顺理成章。况且三代时不同事物,随时有所增减,所在先帝广泛观察各种学说,采取各家之长。例如《易经》有了施、孟两家,又立梁丘氏;《尚书》有了欧阳一家,又有大小夏侯,现在三传各不相同,也是这个道理。又《五经》各家都不能用图谶来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代,而《左氏》独有明文能够说明。《五经》家都说颛顼代替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但《左氏》却以为少昊代替黄帝,就是图谶所讲的帝宣。如果尧不得为火,那么汉就不得为赤,它所发明的见解,很能补充一些道理。“陛下通晓天然的聪明,建大圣的根本,更改年号,修正历法,为万代做出典范,因此,麟凤百数呈说,好兆头多次出现,陛下仍然早晚勤勉,钻研《六艺》,对细微之处,也无不审理核实。如果再留心一些废弃的学问,增广一些见闻,那就没有什么遗失的了’。”书奏上去,皇帝十分嘉奖,赏赐布五百匹,衣一套,命令贾逵自己挑选《公羊》学派的严、颜诸生有高才的二十人,以《左氏传》作教材,给予竹简和纸写的经传各一通。贾逵的母亲经常有病,皇帝想加赐一些财物,因为校书例多,特地拿了钱二十万,派颍阳侯马防送去。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病了,他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再穷困就会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那样做饿鬼了。”贾逵多次给皇帝讲《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诂训相呼应,皇帝下诏书命他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贾逵集中写了三卷,帝认为很好。又叫他写《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提升贾逵作卫士令。

  八年(96),下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四经便流行于世。都封贾逵所选弟子和门生作千乘王国郎,早晚在黄门署学习,学者都很羡慕。和帝即位,

  永元三年(91),任命贾逵作左中郎将。

  八年(96),又作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管秘书近署,很被信用。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多万字,又作诗、谏、书、连珠、酒令共九篇。学者很崇拜他,后代称他为通儒。但是他为人不大注意小节,当代对此有些讥讽,所以没有做成大官。

  永元十三年(101)死去,时年七十二岁。朝廷怜悯他,封他两个儿子作太子舍人。

  ◆张霸传,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龄很小就知道孝顺和谦让,即使出入饮食,自然合乎礼节,乡里人称他叫“张曾子”。七岁时就通晓《春秋》,又想进修其他经书,父母说“你年纪小不能学那么多”,张霸说“我饶(益)为之”,所以又取名叫“饶”。后来跟长水校尉樊鲦学习《严氏公羊春秋》,于是博览《五经》。当时青年人孙林、刘固、段著等羡慕他,各人在张霸住室旁边买房子住下,以便向张学习。张霸被推举为孝廉光禄勋之主事,不久又有升迁,永元年间做了会稽太守,上表录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顾奉后来做了颍川太守,公孙松做了司隶校尉,都很著名。其余有专业特长的,都被提拔录用。郡中人从此都争相磨砺志节,学习经书的上千数人,道路上都听见诵读声。起初,张霸认为樊鲦删改《严氏春秋》还有许多繁辞,于是他又减定为二十万字,改名《张氏学》。张霸开始到越,贼人尚未解除,郡界不安宁,于是张霸便发布公文悬赏,明用信实,贼人就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说:“弃我卓戈,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张视事三年,对椽史说:“太守从孤儿出身,做到了郡守。大凡太阳正中就倾斜,月亮满后就亏损。老子有句话:‘知足不辱’。”于是上书请病假。后来又被征用,四次升迁做到侍中。这时皇后之兄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贵盛,听到张霸的名气,想与他交朋友,张霸犹豫不作回答,众人笑他不识时务。后来到了应当休养时,恰巧生病而死,年七十。临终前写遗书给儿子们道“:从前延州季子出使齐国,儿子死在赢、博之间,就在坎坷的路侧,埋葬在那里。现在蜀道阻远,不宜运归乡里,可埋在此处,够掩埋头发牙齿就够了。务必遵照速朽的原则,体现我的心愿。人生一世,应当受别人畏敬,如果不好好安排自己,简直自作自受。”儿子们遵照父命,将他葬于河南梁县,就在那里安了家。将作大匠翟酉甫等与诸儒门人追录他的生平行事,谥曰“宪文”。

参考资料:

1、 佚名.红潮网.http://www.5281520.com/html/69-12/12320.htm

《后汉书》列传·郑范陈贾张列传原文

  郑兴 子众 范升 陈元 贾逵 张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令还奉迎迁都。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会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兴坐免。

  时赤眉入关,东道不通,兴乃西归隗嚣,嚣虚心礼请,而兴耻为之屈,称疾不起。嚣矜己自饰,常以为西伯复作,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兴闻而说嚣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间者诸将集会,无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将军之听,无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积德之绪,加之以睿圣,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高祖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惟将军察之。”嚣竟不称王。后遂广置职位,以自尊高。兴复止嚣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及嚣遣子恂入侍,将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嚣曰:“前遭赤眉之乱,以将军僚旧,故敢归身明德。幸蒙覆载之恩,复得全其性命。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弗敢失坠。今为父母未葬,请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嚣将不足留故邪?”兴曰:“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则为专命之使,入必为鼎足之臣。兴,从俗者也,不敢深居屏处,因将军求进,不患不达,因将军求入,何患不亲,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兴业为父母请,不可以已,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曰:“幸甚。”促为辨装,遂令与妻子俱东。时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与兴同寓陇右,乃荐之曰:“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职机密。昔张仲在周,燕冀宣王,而诗人悦喜。惟陛下留听少察,以助万分。”乃征为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兴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传曰:‘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晋文归国而任郤E0 67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 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

  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子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

  书奏,多有所纳。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九年,使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述死,诏兴留屯成都。顷之,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是时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兴方欲筑城郭,修礼教以化之,会以事免。

  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兴去莲勺,后遂不复仕,客授阌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子众。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众,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复风众以“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闻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败,宾客多坐之,惟众不染于辞。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朝议复欲遣使报之,众上疏谏曰:“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众。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氈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众,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

  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问众与单于急礼之状,皆言匈奴中传众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乃复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迁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迁左冯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众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在位以清正称。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传家业,为长乐,未央厩令。延光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及顺帝立,安世已卒,追赐钱、帛,除子亮为郎。众曾孙公业,自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鹜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

  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如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CA75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

  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已,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复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B257小文,C841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E74E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F8B 6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穀梁》, 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穀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EAAB,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拜下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F446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昊之劳,周公执吐握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

  帝从之,宣下其议。

  李通罢,元后复辟司徒欧阳歙府,数陈当世便事、郊庙之礼,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坚卿,有文章。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自为兒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俶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

  时,有神雀集宫殿宫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鸑鷟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用《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E74E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善,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B241。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赐以大夫禄,归乡里。都字叔异,性仁孝,及亲殁,遂隐处山泽。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

  后就长水校尉樊B34A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举孝廉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初,霸以樊B34A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后征,四迁为侍中。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骘,当朝贵盛,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霸逡巡不答,众人笑其不识时务。后当为五更,会疾卒,年七十。遗赖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 因遂家焉。 将作大匠翟D825等与诸儒门人追录本行,谥曰宪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比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

  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藉,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建和三年,下诏安车备礼聘之,辞以笃疾不行。年七十,终于家。子陵。

  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而百僚肃然。

  初,冀弟不疑为河南尹,举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谓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对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惭色。陵弟玄。

  玄字处虚,沉深有才略,以时乱不仕。司空张温数以礼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将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及董卓秉政,闻之,辟以为掾,举侍御史,不就。卓临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轮氏,道病终。

  赞曰:中世儒门,贾、郑名学。众驰一介,争礼氈幄。升、元守经,义偏情较,霸贵知止,辞交戚里。公超善术,所舍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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