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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列传·卷四十六 部分译文

  胥鼎,字和之,是尚书右丞胥持国的儿子。大定十八年(1188)中进士,当官以后被称誉,认为他很有才干,累迁至大理寺丞。承安二年(1197),胥持国去世,他离职守丧。四年,尚书省起用他任著作郎。皇帝问:“胥鼎原是大家子弟,他的才能怎样?”宰臣们奏道“:他为人很有才干。”皇帝说:“著作郎职务清闲,但因现在没有其他缺任职务,暂时先授给他。”不久,迁为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1206),胥鼎提出了急速转送公文的办法,皇帝听从了,当时人都觉得很方便。至宁初年(1213),中都被敌围困,他由户部尚书而被拜任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1213)十一月,出任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还没有到任,又改任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胥鼎因为见在京的贫民许多人缺少食物,应当设法拯救,便奏道“:京师中官民如果有能力赡养穷人的,应当根据所赡养的数量升官授职,以示鼓励嘉奖。”于是确定了临时卖给官爵的各种条例和规格,例如晋升官职,允许正在服丧的人参预举试和任职,官监户可以成为良民之类。得到粮草各有一定数量,救活了许多人。四月,拜为尚书右丞,仍兼知大兴府事。五月,宣宗准备南迁,把他留下任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为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代理宣抚使。

  三年四月,他进言有关国家利害要事十三项,如积蓄军用物资、防守黄河、选官审案、挑选将领训练士卒、钞法、版籍之类,皇帝颇有采纳的。他又进言:“平阳一年间多次受兵,人口散亡,楼橹修整未完,衣甲器械极少,仓中没有两个月的存粮。夏田已被乱兵践踏,又不下雨,难以秋种。虽然有一些想恢复旧业的残余民众,也都是老幼之辈,没有能力耕种,又怎能征收足够赋税?近来听说北方的刘伯林在野狐岭聚集兵马,准备入侵平阳、绛、解、河中各州府,直达河南。作战日期已近,物资储积未备,不加快筹备,实在关系到社稷生灵的大事。请求降给空名委任书一千、紫衣的法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充军需。”皇帝说:“胥鼎所说的很对,有关方面立即如数送给他。”

  七月,就任本路宣抚使,兼以前的职务。朝廷准备调用代州守军五千人,胥鼎上奏说:“岭外军队都已南迁,代州是边境要塞,正应当增派军队防守,如今再减少兵力,一旦敌人到达,怎么处理?平阳是以代州作为防线的,怎能撤走?”尚书省上奏说应当听从奏请,皇帝下诏同意。胥鼎又说“:近来听说朝廷下令让我清野,我深思我所统领的是河东南路,太原是属于北路,敌人大兵如来,必定先经北路,所以清野应当先北后南。况且北路庄稼早熟,田野既清,敌军掠夺不到东西,其势头自然停止。不然,南路虽然清野,而粮草贮存在北边,这是资助敌军并招他往南来。我已送文书给北路宣抚司了,请再下诏书告谕。”后来,敌军果然出境,皇帝下诏奖赏并对他说:“卿以文武之才,身负兵民重望,镇守一方,巩固边防,释朕之忧,谁如卿之用力?望益增忠勤之节,以收缓静之功,切望用心,将有后宠。”不久因他能设方略以退敌军,进官一阶。

  十月,胥鼎上奏说:“我们统领的义军,都是一向弃本趋末、勇猛凶狠、盗窃亡命之徒,如无训练和统率官员加以管制,就会结朋聚党,无所不至。请允许我根据情况能够任命总领义军使、副使加以管制,仍按每五千人设一位训练官,这不单可以防止他们无事生非,使之有所忌惮,并且让他们武艺精熟,人各为用。”皇帝表示同意。

  四年正月,敌军大兵入侵霍、吉、隰三州,后来又用步骑兵六万人围困平阳,强力攻城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击退敌人,并上奏说:“臣根据情况需要而设立了赏官制度,预先张贴文告,招回了被胁从的人员七千多人,后继而来的又有六千多人,都让他们恢复本业。我私下认为,凡是被俘未归的,更应多方招降劝诱,已归来的随便他选择居住的地方,给予优待和抚恤,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皇帝同意。二月,拜为枢密副使,代理尚书左丞,在平阳设立行省。当时,胥鼎正上表请求退职,皇帝不允许,因而加拜,并派近臣对他说“:卿父子都是朕所深知的,以前你担任执政时,因为有人进言,所以将河东的事务委任给你,果然能够尽力以保无事。如今国家多难,不是你又有谁能依靠?你求退容易,但能够不考虑国家大计吗?如今特授此任,很快又要秋防,更应全心全意。”

  当时规定河南的粟麦不让贩运过河,胥鼎上奏说:“河东多山险之地,平时人力已全用上,可是到夏秋粮食收成时,仍常靠陕西、河南交通贩运。何况如今多次遇战争,农民越来越少,而且又少雨雪,缺粮严重。又解州驻兵很多,存粮只够一月。我见陕州大阳渡、河东大庆渡口都在拦阻粟麦,不让运过河来,臣担心军民不安,因而产生内乱,希望朝廷听任他们贩运,以解解州的危急。”朝廷听从了。

  他又上奏说:“河东兵乱之余,疲民稍得恢复,但人丁和耕牛很少,难以耕种,又加干旱和蝗虫,而粮饷所需,征收急迫,贫困无依者都已缺食,富户有旧藏的也都被盗挖去,绝无幸免者,这种困乏也已到极点了。有关方面应当请示朝廷降旨安抚,以求安定民心。而潞州帅府派遣官员到辽、沁各郡搜括余粟,并悬布告重赏告发的人,州县官员害怕帅府,对民众鞭打枷锁,各地骚动不安,十分可怜。如今敌军已退,应当精减多余兵员,节省费用,招集流亡者,劝他们农耕。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让浑身创伤的民众更加遭受苦难,这是敌兵未到而自己先已无力了。请朝廷尽快制止。如果军费确实缺乏,以恩例劝民交粟封官,不是强于硬搜民粮吗?”又说:“霍州的回牛、凤栖岭各关隘,戍兵将近四千人。如今敌兵退去,农时方紧,我请求只留下少量侦察防守人员,其余全部送回,有情况时再召回。这样既休养民力,又省县官,万一敌军来时,也足以抵御。这是办一事而获两利,臣胆敢申请。”朝廷诏令立即实行。

  又进言说:“河东两路农民越来越少,而士兵越来越多,所以每年军粮总是苦于接济不上。我见潞州元帅府虽然设立卖官爵的恩例,但条目很少,未能尽到劝诱的办法,所以进献的人没有几个。应当增设条目,如同在中都时一样,仍允许各路宣抚司都能出卖,大约就能多得贮存的粮食,以应救不足。”于是,尚书省另定条例上奏后实行。

  又说:“交钞贵在流通,如今各路所造的不够所出的,如果不想法收回,将会因缺少而误事。应当让行省行部估量民力进行征收,以补军用。河中宣抚司也因宝券支出已多,民众不以为贵重,请查验民众贫富情况加以征收。虽然这样,陕西如果也同样征收,那么他们那里原有的就将越来越多流入河东,这样和不征收时又有什么不同?况且河北的宝券不允许在河南流通,因此就愈加流通不畅,将会误了军粮需要并且引起事端。”当时,因为河北的宝券被商贩们带到河南使用,导致物价上涨,暂时限定在各路分别使用,由于胥鼎上奏,于是停止限制。

  又进言“:近日朝廷命令挑选义军分为三等,臣即下文书通知各方,而潞州统帅必兰阿鲁带说‘:自从去年初次设置帅府时已经挑选查验了本军,除去多余无用者,现已确定分部,上下相亲,所以能够所向成功。现有的都是经历血战的剩余部分,屡试可用者。况且他们又是父子兄弟,能自相救援,各顾本家,同心协力,不可分离。今如必定要分开,将会因相互交换而互不相识。国家粮草常常担心接济不上,怎么能容易假冒,但本府军队不至于如此。何况潞州北面便是异国,经常备战,事务繁杂,而将他们分别开来,那些居于中下等的都将会挫伤锐气放松戒备而难以使用,我还担心敌人因而可以测知我军虚实。况且义军大都是农民,现已分散各回本地,抢跟农时,奋力耕作。如果召集起来,动则至少十天,农事荒废而岁收就会失去了。请听从本府所定,不要轻易变动。’臣十分赞同他的意见。”这时,阿鲁带的奏章也已送到,朝廷便下诏应许了。

  又说“:近日侦察得知北国军队驻守在同州、耀州,我私下担心会隔断我军东西往来的通道,便委派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带领军队救援,如今北军即将叩关而入了,臣前些时候曾奏闻朝廷,北兵不仅要进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我虽已移送公文给陕州行院和陕西邻地,都让他们安排防备,但恐怕未能立即遵从实行,请诏令河南行院统军司,商定防备之策。”皇帝将奏文送给尚书省,宰臣上奏说:“敌军已越过关城,只能严格督责所派遣的元帅大臣们前往迎击,并命令胥鼎增派军队渡河以牵制敌军左右。”皇帝同意。不久,胥鼎听知大兵已越过关塞,便急上奏章说:“臣蒙受国家大恩,位居枢府,凡有战事,都应自任。今兵入河南,将至畿甸之地,我岂能安守一方,坐视朝廷急难,而不思奋力以稍微减轻陛下之忧。去年颁布圣旨,以前次都城受围困而四方没有前往救援为恨事,明令将帅,如京都有警报,立即各领兵救援,如有不来的自有正常处罚办法。臣已奉诏,先派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渡河前往潼关、陕州,臣将亲自率领平阳精兵直达京都,和王师会合。”又奏说“:京师距离平阳有一千五百多里,如果等朝廷命令再计划入救,必须三十天才能到达,能不失去战机吗?臣今已身先士卒,以双倍的速度日夜兼行了。”皇帝赞赏他的忠诚之心,诏令枢密院督责军队接应。

  起初,胥鼎因为准备率兵救援京都,上奏请求委任知平阳府事王质代理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代理元帅右监军,以镇守河东,皇帝同意了。这时,胥鼎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兼枢密院副使。当时,敌军大部队已越过陕州,从函谷关以西都排列营寨,连绵几十里。胥鼎担心敌军在近期内进逼京城,便将河东南路的怀、孟州的军队共一万五千人,由河中入京救援,又派遥授河中府判官的仆散扫吾出带领军队直进陕西,合力抵御。他还担心北兵扼守黄河,传送檄文到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让他们相互会合军队成为夹击敌军的态势,后来,北兵果然从三门峡、集津渡河北去。

  胥鼎又上奏说:“自从战争以来,河北军队溃散,人口逃亡,还有山西、河东的老幼,都迁徙到河南,在各处侨居,失去本业,容易民心动摇。我担心有关方面乱分彼此,或者强迫迁移,以致不得安居。如今敌军兵势日盛,将至京都的畿甸之地,如果敌人引诱这些失去本业的民众作为向导,或者强迫他们攻城,岂不是增强敌方实力。请朝廷派出官员前往安抚慰问,并命令各地方严加防范,也许不至于发生事端。”皇帝听从他的计议,委派监察御史陈规等人充当安抚捕盗的官员,巡察各郡。敌军回至平阳,胥鼎派兵对战,敌军失利而去。

  兴定元年(1217)正月,皇帝命令胥鼎选派三万五千名兵士,交给陀满胡土门统率西征。这时,胥鼎驰奏朝廷,认为不合适,大意说:“自从北兵经过之后,民众食物不足,兵力不全。如再出兵,不仅运输辛劳,民众又将流亡,更加流离失所。如果宋人乘机而动,又将如何对抗?这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计。如今的势态,只能防御南方,西征还不能考虑。”因而停止这次行动。当月,进拜为平章政事,封为莘国公。他又上奏说:“臣近日派遣太原、汾、岚的官军准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将情况告诉我,极力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计谋。臣愚昧无知,认为德升所说的是可取的,大胆详细奏闻朝廷。”皇帝诏令交尚书省商议,言论载于《德升传》中。三月,胥鼎因为祖父名章,请求不担任平章政事职务,诏令不从。

  朝廷又下诏命令胥鼎领兵攻打宋国,并且让他不再进言阻止既定的方略。胥鼎已经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然后上书说“:我私怀愚念,不敢缄默,特分条陈述利害奏闻。以前在泰和年间,曾经南征,当时太平日久,百姓富裕,马蕃军队十分精锐,因而是万全之举,然而仍很快就言和,以息兵为要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入侵,天下连年骚乱不安,而军马的气势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至于各种器械之类也多有损坏,民间差役繁重,越来越加疲乏,而天天出动军队,远近动荡,这是未捉获一个敌人而自己受害者众多了,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今年西、北两处军队没有入侵的警报,这并非他们害怕不敢动,想是因为去年刚北归,暂且休养生息,否则的话就是其他部落相攻,无暇顾及我方。如果听说王师南征,乘机并至,我方虽有潼关、大河之险,实不足依靠,这样三面受敌,首尾难以相救,能不留为后悔的原因吗?这是二不可。凡兵称雄于天下的,必定兵马精锐强壮,器械犀利,况且要出其不备然后才能取胜。宋朝自从泰和年间重修旧好以来,练兵积粮,修建营垒,至今十年了。又车驾迁到汴京更加靠近宋国边境,他们必定朝夕忧虑恐惧,尽力设防。况且听说王师已从唐、邓出兵,必定迁移民众渡江,在各处清野,只留下空城,使我军一无所得,徒自辛苦耗费,究竟有何益处?这是三不可。宋朝是我国的世仇,近年并非没有恢复旧疆域、洗刷以前的耻辱的志向,只是畏惧我方威力,不能探知虚实,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我军都是山西、河北无所依靠的流民,或者招回的逃兵,胁从回国,大抵是乌合之众,一向未经训练,而立即让他们作战,怎能保证必胜?虽然占领宋域,内无储蓄,又怎样防守?以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深入敌人境内,进得不到食物,退又无处掳掠,他们必将又逃跑啸聚山林,成为心腹之患,这是四不可。发兵征讨,需靠敌方粮食,这事不能必得。随军转运粮草,又非民力所及,沿边民众虽有产业,而赋税差役十分繁重,已不胜困苦疲乏。又凡是失去家业寓居于河南的,大多数都衣食难以自给。受到贫困的逼迫,盗贼就会产生。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以厚利引诱,让他们充当向导,待我不备突然入侵,则内有叛民,外有劲敌,就不容易战胜了,这是五不可。今春耕将近,如进兵不回,必误农时,因而也耽误秋天防御所用物资,这是社稷大计,岂止是疆场上利害而已,这是六不可。愚臣认为只应当挑选一批有才能敢于作战的将士,分别布署在靠近边境的州郡,敌人来时就追击,敌人退却就努力耕田,以增加储备。如能做到,士气越增强,民心越稳固,国家富饶,自然能够恢复先朝基业,完成中兴功绩,一个区区宋国何足担心不能平定。”诏令交付尚书省。宰臣们认为各路军马既已前进,无可复议,停止讨论。

  后来元帅承裔等攻取宋朝的大散关。皇帝对胥鼎说:“所得的大散关,能保就保住,不然就烧毁后回兵。”于是胥鼎上奏说:“臣近日派官员询问各帅臣,都说从散关到蓦关诸关隘,距离很远,中间堡垒相望,如要分别屯守,没有万人不行。而又有恒州、虢县所属几处关隘,宋兵均固守如旧,危急时又必然要分散关的兵力,留下人数少了必定难以支持,而凤翔、恒、陇也无法接应增援,恐怕会造成两失。况且近年以来,民力困于不停调动,如今正是春耕农事急迫之时,恐怕妨碍耕种,不如烧毁此关,只屯守边境上的关隘以张声势,如对方来入侵,相互接应增援易于做到。”皇帝同意。

  二年四月,胥鼎请求退休,皇帝派近侍之臣对他说“:卿年纪已大,朕非不知,但天下事刚理出头绪,卿为旧臣,姑且勉力以终其事。”胥鼎因宣宗大多亲理一些琐细的事务,不是帝王的风度,便上奏说“:天下之广大,万机之众多,钱谷之冗重,不是帝王所能兼管的,就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天子只操心国家大政,督责成功而已。况且如今多事,怎么能够亲理小事呢?唯望陛下委派大臣,坐享成功,则恢复旧境为期不远了。”皇帝看过他的奏章以后心里不高兴,便对宰臣们说:“我唯恐自己怠惰,而胥鼎怎么会这样说呢?”术虎高琪奏道“:圣君以宗庙社稷放在心上,效法上天行健的本义,忧虑辛劳政务,日夜不息,这是导致太平必由之路啊,胥鼎说得不对。”皇帝听了很高兴。

  三年正月,胥鼎上奏说:“在沿边的州府官员,原就规定有减少资历所需的时间,而那些掌管军队及防守边隘的将士,征伐出行,暴露于野外,历经艰险,应当一律减免,以示鼓励。”皇帝听从。二月,又上奏说:“近来规定,凡在军前立功而后犯罪的人,行省、行院、帅府不能自行杀掉或赏赐。赏赐是由朝廷所出,则恩德有所归属,这固然合理。至于部下犯罪,主将不能施行责罚,则下属将无所畏惧,而命令就难以实行了。”宰臣觉得这事不好办。皇帝将这事询问枢密院官,回答说应当听从胥鼎的意见。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四品以下官员下面有权自行处置。

  当时元帅承裔、移剌粘何讨伐宋国,所攻下的城邑大多烧毁抢掠,因此胥鼎上奏说“:承裔等人奉诏宣扬国威,这是所说的‘吊民伐罪’啊!如今大军已攻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请传谕帅臣们,所攻取的城邑暂且不要烧毁抢掠,一定加以安抚。如果能够让一郡安然,秋毫无犯,那么其余的三十军,将会不用攻打而城邑自下。如有抵抗王师的,仍应杀戮。”皇帝很赞同他的话,便下诏告诉承裔。胥鼎因年老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对宰臣们说:“胥鼎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我观察他精力未衰,已经派人前去安慰和劝说。胥鼎曾经举荐把胡鲁,认为强于自己很多,想让他代替自己。把胡鲁固然不错,但在驾驭人才,处置机要大事,比胥鼎差多了。”不久因为讨伐宋国有功,又迁官一品阶。

  八月,上奏道:“臣奉诏兼任河东节度使,近日晋安帅府下令,百里之内只保留桑枣等果树,其余全部砍伐。如今正在秋收,却下这道命令而影响了农事,既不能防御敌人而又有害民众,不是好办法。况且一旦警报告急,这些砍下来的树木怎么能全部运走,能够不送给敌军吗?其他树木砍掉,而桑枣和房屋上,不都是木头吗?这个办法徒劳而无功。我已下令帅府制止这件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却说是奉旨进行清野,我不知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皇帝下诏由胥鼎根据方便加以规划。当时,大元军队大举入侵陕西,胥鼎多次提出对敌的计策,朝臣们有的加以阻止。皇帝对枢密院的官员们说“:胥鼎的计谋必无失误,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指挥他。”接着他又派人对胥鼎说“:卿专管上方,凡事可以根据方便规划计谋,又何必一一报朝廷同意,只能耽误时间。”

  四年,进封为温国公,退休。皇帝下诏对他说:“卿屡次请求退职,朕当初没有答应,是准备等候局势安定以后,仍能为朕所用。如今听从您的请求,仍可来居住到京城,如果有大事可以就近向您询问处置办法。”五年三月,皇帝派近臣对胥鼎和左丞贾益谦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雨雪特别少,民心不安,军用可能有所欠缺,为害严重。卿等都是名臣故老,如今应当如何处置?想召到尚书省商议,又怕和现任宰相们意见不同,不便当面驳回,所以就让人到府第中询问,请将全部想法加以陈述,不要有所隐瞒。”元光元年(1222)五月,皇帝对宰相说:“前平章政事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都是退休的老臣,熟悉国家大事,应当邀请他们到尚书省一起商议大事。”并分别派遣侍从官员向四人传达皇帝的旨意。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上奏说:“河朔连年受到兵燹,过去都是秋来春去,如今已到盛暑天气还没有回兵,况且这次不一味残杀民众,还任凭民众耕种,其意图难以猜测。枢密院常常大下文书让我会合府兵进战,可是公府虽号称分封于一方,力量实际很单薄,况且不能相互统率,各地正无暇自保,朝廷如果不立即派兵救援,我担心人心会认为准备抛弃河北,这实在很不应该。我见前平章政事胥鼎,兼有将相之才,威望极高,过去在河东行省,人人乐为所用。如今虽已退休,精力未衰,请交给重兵,让他总管公府,同力作战,这样人人都会响应,容易收复失地,望陛下考虑。”

  第二年,宣宗去世,哀宗即位。正大二年(1225),重新起用胥鼎,拜为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在卫州设立尚书行省。胥鼎以体衰有病为由辞职,皇帝对他说:“您以前在河东,为朝廷所倚重。如今河朔各州府多归附敌人,需要您前去谋划。您是先朝大臣,一定会办好这件事,大河以北,都由您节制。”胥鼎便带病前往,前来归降的人很多。胥鼎病重得难以自制,又向朝廷提出原来的请求,朝廷下优诏不允许。三年,又上奏章告老,并且举荐朝中贤臣熟悉军政大事的人代替。皇帝下诏回答说:“卿前往河东时,河东残破孤危,已近不保,而您一到便安定了。当卿移去镇守,敌军就不再入侵,何必过于谦虚?况且君臣本为一体,朕对待臣下岂有不同?说见外的话也就过分了。况且其余人的才力怎能和卿相比。卿年岁已高,长期在外辛劳,朕岂会不知,但国家百年来积累的基业,河朔亿万民众的生命,卿应当勉力规划宏图,同成大事。”胥鼎奉诏,心中惶惶不安,不敢再告退。当年七月去世。

  胥鼎精于吏事,为人有度量,为政贵于安定,所在之处,无论贤者或是不肖之徒,都感到高兴。南渡以来,以书生而独镇一方的,只有胥鼎一人而已。

  侯挚,原名师尹,因避讳而改为现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1191)为进士,当官以后,意气慷慨而有作为。承安年间,累官至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1201),因收得盐税增加四分,特命晋升二级官阶。八年七月,削去一品官阶,降任长武县令。起初,侯挚担任户部主事,他和王谦一起计划西北路的军需物资,以代替张日韦。侯挚上奏说,本路钱财使用不合实际,因而被降级。贞祐初年,敌人大兵围困燕都,当时侯挚任中都麴使,他请求出京招募军队,后来因为守城有功,被提升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令侯挚和少府监丞李迥秀分别前往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任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隘。不久,又改任兼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人认为“:如今车驾驻于南京,河南兵马不能变动,况且兵不在多,以得将为本。侯挚有过人的才干,如果给他以方便处置之权,让他招募兵士,转送粮草,事无不成,可以晋升为尚书,以总管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任命侯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供给。

  侯挚便上表奏言九事。其一说“:省部是用以总管天下的大事的,如今随从各路的宣差便宜、从宜用事,往往不遵条例,动则交付六部以及三品以下官员处置,这样法度怎么能不发生混乱,应当革除这个弊端。”其二说“:近来设立四处元帅府,所统领的兵将不能说不多,然而不能取胜的原因,是因为一处受敌,其余的只是旁观,不曾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稍有后退,便丢戈弃甲而逃,这是师劳而将怯的缘故。管将之道,请陛下详察。”其三说“:领兵对敌,督促民众运粮,各有各的职责,本来就不能兼用,而帅府每每命令兼进,每当遇到敌人,军队还未作战而民夫已经逃走,队列错乱,这是失败的原因。打了前仗得胜,后仗必定更换作战方法,这是担心被敌人所事先料定,何况并未取胜呢!用兵要善变,本没有固定队形,现仍因循过去,不思改,臣虽不懂军事,乱猜认为由此而失败。”其四说:“雄、保、安肃诸郡占有白沟、易水、西山这样巩固的防线,如今大都缺少官员,而现任的又都是柔弱胆怯不勇敢的人,应当尽快选用勇猛而有才干的人分别赴任。”其五说:“漳水从卫东流入海,应当在沿河设立防备,以巩固山东,使努力耕作者安于农田。”其六说“:近来京都和州县官吏往往逃亡,这是因为过去许多人曾投降过敌人,更兼转运物资、赋税频繁,民力困弊不堪,供应不上就要遭到责罚,任职期满后仍将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一起计算资历和加以考核,实在有负其人,请诏令有关方面,从优确定等级,以和别处相区分。”其七说:“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动,就像近日李英当元帅,临阵作战,酒还未醒所以失败。臣以为李英既无功绩,他滥得的官爵应当全部剥夺。”其八说:“大河以北,民众失去耕作,官吏没有俸禄,上下不安,都想逃窜。加之溃败的散兵还要抢掠,以致平民百姓更加无法生存。应当优加怜恤,尽快招抚他们。”其九说“:从来掌兵权的大都是世袭的官职,这些人从小骄惰,受不了劳苦,而且胆小怯弱,怎能依靠?应当选择勇猛过人、众人信服的,不用查问过去资历加以作用。”皇帝略加施行。

  当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降,他多次派间谍劝说侯挚,侯挚担心受到诬陷,便上奏章自我申辩。皇帝安慰他说:“您是我一向所深知的,怎么会被离间得了呢?你一心一意尽职,不要怕受猜疑而沮丧。”八月,任命他为代理参知政事。不久,拜任参知政事,在河北设立尚书行省。原先,侯挚上奏说:“河北的东西两路,是最重要的地方,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轻率地弃城南逃,州县十分危险。如今秋防已近,十分可忧,我愿意带招募的兵士和旧部西山的忠义军前往安抚。”皇帝批准,因而有这次的任命。十一月,入见皇帝。十七日,派他到宜村祭河神。十二月,又到河北设行省。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他曾上奏说,应当开挖沁水,以便运送物资,这时,朝廷诏令有关方面开掘。当时,河北发生大饥荒。侯挚上奏说“:如今河朔饥荒十分严重,甚至人吃人,观、沧等州一斗米要十多两银子,饿死者尸首连接。我见沿河上下允许贩运粟米北渡,但每石由官府买去八斗。那些商人并非有心周济民众,他们之所以渡河往来,只是因为有厚利可得,既然无利,谁又肯干?所以虽有济物之名,却没有可运送之物,这和不运送有什么不同?以前春秋时期列国各划有边界,但晋国饥荒则秦国运去粟米,当秦国饥荒时,晋却禁止运出,为千古人所讥笑。况且今日天下一家,河朔的民众也都是陛下的赤子,而遭受兵火之灾,尤其可怜,能够忍心坐视其死亡而不救援吗?人心惟危,臣担心那些耍弄兵器之徒,得以借口起事。希望停止官籴,放任民间自由贩运为便。”皇帝诏令尚书省实行。

  当时有红袄贼几万人入侵临沂、费县境内,官军打败了他们,活捉了伪宣徽使李寿甫。审问之后,则说这些人马都是杨安儿、刘二祖散亡的余众,现在又聚集到六万人,贼首郝定是兖州泗水人,他设置了百官,僭号“大汉皇帝”,已经攻下泰安、滕、兖、单各州,以及莱芜、新泰等十多县,又攻下邳州的石冈子..,得到几百只船,近来派人和北方、南宋联系并结了盟约,很快就要越过黄河作乱。侯挚将供词上报朝廷,并且上奏说:“如今邳、滕一带道路不通,恐怕真有这个阴谋。”皇帝便诏令侯挚到东平设立行省,代理本路兵马都总管,以便招降他们,如果不肯听从立即领兵讨伐追捕。兴定元年(1217)四月,济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贼四起,到处大举抢掠,侯挚派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领兵征讨,前后斩了千余人,招降了伪元帅石花五、夏全的余党,有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多口。

  这年冬天,晋升为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侯挚上奏说:“山东、河北几次遭到兵乱,遗民嗷嗷待哺,实在可怜,近来朝廷派官员分别前去安抚,这是极大的恩德。然臣下既参预执政,请求继而行之,以宣扬国家德信,使疲病不堪的人能稍得一点轻松,也是图报朝廷的一种方法。”宰臣们感到为难。不久,下诏派侯挚在河北设置行省,兼行三司安抚使。他出发之后,又上奏说:“臣近日经过黄陵岗南岸,见许多贫困的老幼都自述原是河北的农民,因为敌人骚扰受惊而南迁逃乱,如今要回归本土进行春耕,而河禁拦阻他们。我认为河禁本是防备从北面来南方的,这些是从南往北的,怎么会有奸情,请命令有关方面验实后放他们渡河。”皇帝诏付给尚书省,宰臣上奏说:“应当让枢密院研究。”皇帝说“:民众饥饿将死,还要这样分头一一研究做什么?命令有关方面尽快放行。”

  四月,招抚副使黄扌国阿鲁答在密州打败了李全。起先,贼首李全占领密州以及胶西、高密各县,侯挚督兵征讨,正好高密的贼人陈全等四人暗中告诉招抚副使黄扌国阿鲁答,表示愿意充当内应,阿鲁答便派提控朱琛带领五百人前去。这时李全和他同党人于忙儿都在城内,当听说官军将要西来,李全偷偷逃跑,于忙儿不知怎么办好。阿鲁答的军队飞奔至城下,大声喊叫着逼攻,守城的八百贼众都下城请降,其余贼众四千多人逃跑,阿鲁答挥军拦击,斩首千级,俘虏一百多人,缴获军用物资很多,于是收复了这个地方。当夜,朱琛又采用陈全的计谋,攻下了高密。六月,皇帝派人对侯挚说:“卿勤劳于国家大事,不避危难,身居相位而往来于山岗水寨之间,保护农民收获二麦,忠诚之心朕所详知。虽然如此,你是位大臣,防秋之时也应选择安全的地方住下,不可坠入敌人奸计中。”侯挚回答说:“臣蒙受大恩,虽死也难报答。但听到圣上的训谕怎敢不执行。我拟驻兵在长清县的灵岩寺,那里有三百多间屋子,而且和泰安的天胜寨相连接,位于东平和益都之间,万一兵来,足以相互接应救援。”皇帝担心他分散兵粮,便诏令他暂时移往邳州行省。

  九月,侯挚上奏说:“东平以东地区连续遭受摧残破坏,至于邳、海地区尤其严重。海州的民户不足一百而驻军五千,邳州民户只有八百而军队数以万计。古代征兵是以八家为一单位,一家出去当兵,七家人家供应,仍有伤害生命、荒废家业、疲于奔走的嗟叹。如今兵多而民不足,即使萧何、刘晏复活也没有办法可想,何况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我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众多,每天吃野菜,无所依靠,只怕因此啸聚山林增加敌人的声势。请选拔招募他们当兵,从十月起供给粮食,让他们充当守卫和差役,到二月里停止。每人分给三十亩地,借给种子,检查他们的收成,根据数量收取赋税,到秋天继续隶属军队。边打仗边耕作,公私两利,也可望把被俘虏去的民众招集回来。”皇帝下诏同意实行。

  当时,枢密院因为海州军队食粮不足,难于运送,奏请迁回内地,下诏询问侯挚,侯挚上奏说:“海州连山隔海,和沂、莒、邳、密都是边沿要害之地,近年来已成为贼巢了,这是宋人资助的缘故。如果抛弃而迁移到其他地方,那么直到东平一带都成为敌人的地盘了,地大则增添威势,今后难以收复了,我不认为这是好办法。况且朝廷所以想迁移军队,只是忧虑粮草难以供给罢了。臣请求让我尽力策划,劝告农民及时耕种,并且让他们煮盐换粮,或者在宿迁设场地,以为通商之用,可以不劳民力而事可办。仍选沭阳作为屯守军营的地方,分兵巡逻防卫,这样军队不用迁移,也没有其他问题了。”皇帝赞同他的意见,便停止原来想法。

  十月,起先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中廪粮将缺,煽动他的军队作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戬害怕祸将连及自己,便和他同谋,于是他们勾结宋兵作为外应。侯挚得知消息,立即派兵逮捕,审问之后,均已伏罪,王汝霖和程戬以及他们同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都被杀,这时才奏明朝廷。三年七月,设置了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令侯挚居中总领其事。十月,因汴京内城完工,迁官一级。四年七月,升为荣禄大夫,辞职。

  天兴元年(1232)正月,起复任大司农。四月,送还大司农印玺,又辞职。八月,又起用任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派三千军队护送他到张家渡上船,当走到封丘时,被敌军发觉,不能前进。那些将卒们打算叛变南逃,只留下几骑人马保护侯挚。侯挚知道了他们的计谋,便下了马,坐下对众将们说“:敌军包围了我们,进退全由我们决定。你们不想谨慎处置,我宁可死在你们手里,也不愿被乱兵所蹂躏,以辱国君之命。”众将听了他的话都应允而停止叛逃,因此得以全师而回,得知这事的人都赞赏他气壮。十一月,又辞官。他住在汴京里,有一座园亭修建在蔡水之滨,天天和故交老友宴饮。当崔立以汴京投降敌人时,侯挚被乱兵所杀害。

  侯挚为人有威严,统率军队时没有人敢冒犯他。在朝廷遇事敢于进言,又喜欢举荐贤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等人都是因侯挚推荐而受任用的。在南渡以后的宰相之中,他最有声望。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5466821910323.html

《金史》列传·卷四十六原文

  胥鼎 侯挚 把胡鲁 师安名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藩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恒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恒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恒、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挚,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进士,入官慷慨有为。承安间,积迁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课增四分,特命迁官二阶。八年七月,追官一阶,降授长武县令。初,挚为户部主事,与王谦规措西北路军储以代张炜,挚上章论本路财用不实,至是降除焉。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擢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向秀分诣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俄迁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以谓“今车驾驻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动,且兵不在多,以将为本。侯挚有过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权,使募兵转粮,事无不克,可升为尚书,以总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以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应给之。

  挚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帅府,所统兵校不为不众,然而弗克取胜者,盖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此师老将怯故也。将将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御寇,督民运粮,各有所职,本不可以兼行,而帅府每令杂进,累遇寇至,军未战而丁夫已遁,行伍错乱,败之由也。夫前阵虽胜,而后必更者,恐为敌所料耳,况不胜哉。用兵尚变,本无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辙,臣虽素不知兵,妄谓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阙员,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选勇猛才干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卫至海,宜沿流设备,以固山东,使力穑之民安服田亩。”其六曰:“近都州县官吏往往逋逃,盖以往来敌中失身者多,兼转输频并,民力困弊,应给不前复遭责罚,秩满乃与他处一体计资考,实负其人。乞诏有司优定等级,以别异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举,如近日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臣谓英既无功,其滥注官爵并宜削夺。”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优加矜恤,亟招抚之。”其九曰:“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谍者间挚,挚恐为所陷,上章自辩。诏谕之曰:“卿朕素知,岂容间耶。其一意于职,无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甚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制可,故是有命。十一月,入见。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复行省于河北。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尝上言,宜开沁水以便馈运,至是,诏有司开之。是时,河北大饥,挚上言曰:“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是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昔春秋列国各列疆界,然晋饥则秦输之粟,及秦饥,晋闭之籴,千古讥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为可哀,其忍坐视其死而不救欤!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尚书省行之。

  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儿、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僣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挚以其言闻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有此谋。”遂诏挚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挚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馀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是年冬,升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挚上言:“山东、河北数罹兵乱,遗民嗷嗷,实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抚辑,其惠大矣。然臣忝预执政,敢请继行,以宣布国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苏,是亦图报之一也。”宰臣难之,无何,诏遣挚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抚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臣谓河禁本以防闲自北来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验实放渡。”诏付尚书省,宰臣奏“宜令枢府讲究”,上曰:“民饥且死,而尚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破李全于密州。初,贼首李全据密州及胶西、高密诸县,挚督兵讨之。会高密贼陈全等四人默白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愿为内应,阿鲁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时李全暨其党于忙儿者皆在城中,闻官军且西来,全潜逸去,忙儿不知所为。阿鲁答驰抵城下,鼓噪逼之,贼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余贼四千出走,进军邀击之,斩首千级,俘百余人,所获军实甚众,遂复其城。是夜,琛又用陈全计,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谕挚曰:“卿勤劳王家,不避患难,身居相职而往来山堌水寨之间,保庇农民收获二麦,忠恪之意朕所具知。虽然,大臣也,防秋之际亦须择安地而处,不可堕其计中。”挚对曰:“臣蒙大恩,死莫能报,然承圣训,敢不奉行。拟驻兵于长清县之灵岩寺,有屋三百余间,且连接泰安之天胜寨,介于东平、益都之间,万一兵来,足相应援。”上恐分其兵粮,乃诏权移邳州行省。

  九月,挚上言:“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所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诏施行之。

  是时,枢密院以海州军食不足,艰于转输,奏乞迁于内地。诏问挚,挚奏曰:“海州连山阻海,与沂、莒、邳、密皆边隅冲要之地,比年以来为贼渊薮者,宋人资给之故。若弃而他徙,则直抵东平无非敌境,地大气增,后难图矣,臣未见其可。且朝廷所以欲迁者,止虑粮储不给耳。臣请尽力规画,劝喻农民趋时耕种,且令煮盐易粮,或置场宿迁,以通商旅,可不劳民力而办。仍择沭阳之地可以为营屯者,分兵护逻,虽不迁无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廪将乏,扇其军为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惧祸及己,遂与同谋,因结宋兵以为外应。挚闻,即遣兵捕之,讯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皆就诛,至是以闻。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四年七月,迁荣禄大夫,致仕。

  天兴元年正月,起复为大司农。四月,归大司农印,复致仕。八月,复起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以军三千护送就舟张家渡,行至封丘,敌兵觉,不能进。诸将卒谋倒戈南奔,留数骑卫挚。挚知其谋,遂下马,坐语诸将曰:“敌兵环视,进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宁死于汝曹之手,不忍为乱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诸将诺而止,得全师以还,闻者壮之。十一月,复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宴饮。及崔立以汴城降,为大兵所杀。

  挚为人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荐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辈皆由挚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把胡鲁,不详其初起。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由左谏议大夫擢为御前经历官,上面谕之曰:“此行,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三年十一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充行省参议官。

  兴定元年三月,授陕西路统军使,兼前职。二年正月,召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取人,惟进士之选为重,不求备数,务在得贤。窃见今场会试,考官取人泛滥,非求贤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旧制。”诏付尚书省集文资官杂议,卒依泰和例行之。

  是月,拜参知政事。六月,诏权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凉等处地震,胡鲁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灾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谕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纳之,遣右司谏郭著往阅其迹,抚谕军民焉。四年四月,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少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

  五年正月,朝议欲复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窃计之,月当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转运丁夫不下十余万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费已如此,况未必耶。临洮路新遭劫掠,疮痍未复,所须刍粮决不可办,虽复取之庆阳、平凉、凤翔及邠、泾、宁、原、恒、陇等州,亦恐未能无阙。今农事将兴,沿边常费已不暇给,岂可更调十余万人以饷此军。果欲行之,则数郡春种尽废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飞挽之役,无时而已也。止宜令承裔军于定西、巩州之地,护民耕稼,俟敌意怠,然后取之。”诏付省院曰:“其言甚当,从之可也。”

  三月,上言:“御敌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当今急务也。窃见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其部众率不过三四千,而长校猥多,虚糜廪给,甚无谓也。臣谓延安、风翔、恐州边隅重地固当仍旧,德顺、平凉等处宜皆罢去。河南行院、帅府存沿边并河者,余亦宜罢之。”制可。

  是年十月,西北兵三万攻延安,胡鲁遣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鲁以西北兵势甚大,屡请兵于朝,上由是恶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罢参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权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见知河中府把胡鲁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实朝廷之良臣也。去岁,兵入延安,胡鲁遣将调兵,城赖以无,不为无功。今合达、买住各授世封,而胡鲁改知河中府。切谓方今用人之时,使谋略之臣不获展力,缓急或失事机。诚宜复行省之任,使与承裔共守京兆,令合达、买住捍御延安,以藩卫河南,则内外安矣。”不报。

  六月,召为大司农,既至汴,遂上言曰:“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丛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为处置也。”八月,复拜参知政事,上谓之曰:“卿顷为大司农,巡行郡县,盗贼如何可息?”对曰:“盗贼之多,以赋役多也。赋役省则盗贼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鲁曰:“如行院、帅府扰之何。”上曰:“司农官既兼采访,自今其令禁止之。”

  初,胡鲁拜命日,巡护卫绍王宅都将把九斤来贺,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当游执政门,胡鲁亦不当受其贺,请并案之。”于是诏谕曰:“卿昔行省陕西,擅出系囚,此自人主当行,非臣下可专,人苟有言,其罪岂特除名。朕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众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职守,且握兵柄,而纵至门下,法当责降,朕重卿素有直气,故复曲留。公家事但当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尔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进拜尚书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谕宰臣曰:“陕右之兵将退,当审后图,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鲁深悉彼中利害,其与共议之。”寻遣胡鲁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从宜规画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进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诏加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国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国讳更焉。承安五年词赋进士。为人轻财尚义。初补尚书省令史,适宣宗南迁,留平章完颜承晖守燕都。承晖将就死,以遗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间道走汴以闻。上嘉之,擢为枢密院经历官。时哀宗在春宫,领密院事,遂见知遇。元光二年,累迁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备御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国家、息祸乱,不过战、守、避、和四者而已。为今之计,守、和为上。所谓守者,必求智谋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敌人之锐,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败之。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其二曰:“今敌中来归者颇多,宜丰其粮饷,厚其接遇,度彼果肯为我用,则择有心力者数十人,潜往以诱致其余。来者既众,彼必转相猜贰,然后徐起而图之,则中兴之功不远矣。”上嘉纳之。

  九月,坐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决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为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复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书、权左参政。四年,进尚书右丞。五年,台谏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安石亦论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谓安石曰:“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如是数百言。安石骤蒙任用,遽遭摧折,疽发脑而死,上甚悼惜之。

  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胡鲁养兵惜谷之论,善矣。安石不负承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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