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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列传·卷三十五 部分译文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提为天德三年(1151)进士及第,调任崞县丞。改任东京市令。世宗让他兼任留务,非常喜爱看重他。海陵修汴京,用大节主管此工程。世宗在辽东登位,有人劝大节去跟他,富贵荣华即刻可以到手。大节说:“命运注定,何必着急呢!”按例补为尚书省令史,升秘书郎、大理司直。正好遇上左警巡使空缺,世宗对宰臣说:“我得到任此职的人了。”于是授职给大节。不久因为杖杀恶霸被有司弹劾,削一级官职。没过多久,授予同知..州防御使事。

  大节入朝后担任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侵蚀安次,奉命护视城堤。提为修内司使,编排东京路户籍,人们信服他的公平。升工部郎中。那时阜通监铸造钱币的方法有弊病,大节和吏部员外郎麻皀管理这事,见堆积的铜都粗劣有毛病,有人想收回原先付给百姓的钱。大节说“:这是有司收进的过失,老百姓怎么能参与呢?”把这事报告了上去,终于免于追究。随即改任户部郎中,定襄的辞职官吏捏造说县民藏铜的有十八村,大节查访到事实情况,判吏有罪,百姓刻石歌颂他。皇帝召见并授予他工部侍郎,又改任户部。世宗东巡时,任太府监,对他说:“侍郎和太府监同品,因随行供给与应付要凭借你办罢了。”不久担任宋生日使,回来授予横海军节度使,经过皇宫到东宫拜谢,显宗安抚慰问很久,说“:一切事只要中就行了。”因而把“惟中”写在自己公堂的匾额上。郡内有大盗长久没被捕获,大节用计擒住了他。后来黄河在卫决口,横流向东,沧境内有不少黄河故道,大节立即相应采取修补河堤的措施,使洪水没有造成灾害。

  章宗即位,大节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就说河东赋重应减,商议的人有的不同意,大节用其他路的田赋标准质问他们,于是章宗命令减少它。大节请求辞官退休,皇帝不允许,任知太原府,因为并、代是他家乡的郡,所以优待他。有次,靠城墙一男子被杀,大节听他妻哭声不悲痛,叫来审问,果为奸夫所杀,百姓把他看作神。西山有晋代叔虞祠,原来祠中施舍来的钱交公使库,大节还给寺里用作供给、建造和修缮的费用。他被选任河东路提刑使,未赴任,留当知大兴府事,他治理能力很有名。

  经过几年,改任知广宁府,又请求告老辞官,授予震武军节度使。辖区内有银矿可冶炼,有司认为争斗抢劫由此产生,交给河东、西京提刑司和州官一同商议,都认为官府专营有利,大节说“:山川河泽的利益应当和百姓一起分享,况且贫而无业的人严惩能禁止他们偷拿吗?应明确告诉百姓,给他们地交纳赋税,那么那些游惰无法从事生产的人有了生活的保障,对官府也有利。”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他再次请求退休,被允许了,仍然提拔他儿子尚书刑部员外郎严叟为忻州刺史,以便有官俸供养。承安五年(1200),张大节去世,享年八十岁。

  大节一向廉洁勤奋好学,能鼓励后辈,自以为从任倜那里得到学问,对待任倜的儿子比亲生的还好。又善下棋,当世推为第一,曾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下棋。世宗曾对宰臣说“:人们大多说王袺是有才能的官,依我看,他凡事不肯尽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张大节禀性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远在王袺之上,可惜用他太晚。”又多次告诉近臣说“:某某不是没有才干,然而赶不上张大节忠实。”世宗对大节的了解就是这样。

  韩锡,字难老,他的祖先从析津迁移到蓟州的渔阳。祖父贻愿,是辽宣徽北院使。父亲秉休,归附朝廷,任忠正军节度使。

  韩锡因为先代当官补任..门祗候。天会中,讨伐宋朝,锡随军掌管礼仪,不久因母亲年老于是成了监差。过了较长一段日子,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朝为宫苑使。天德元年(1149),提拔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管理燕都的建造修缮。特别赏锡他为胡砺那一榜进士及第,四次调动为尚书户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

  随后起用恢复原来的职务,给金牌一面、银牌十面,到山东登记水手。当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赶到杭州,让锡统率三百战船在广陵会合,恰好保衡战败回来,丧失船只过半,命令韩锡补足数量。当时水浅,船只不能前进,海陵派使者加急责问他,众人稍有逃亡,锡召见各部有威信的人告诉他们说“:现在连坐法很严,逃跑后将要到哪里去?即使一人偶然逃脱,那把妻子儿女怎么安置?”众人醒悟,逃跑的慢慢停止。

  世宗在辽东改元大定,锡跑到世宗所在地方,下诏恢复原先的职务。第二年,授予同知河间府事,世宗在香..接见他,告诫他说:“听说皇族住在那儿的十分放纵,你应当依法纠正他们。”锡下车宣布皇帝的话,之后没有打扰政事危害百姓的人。升任孟州防御使,累进拜为绛阳军节度使,改任知济南府事,告老,允许他辞官。明昌五年(1194)死,享年八十三岁。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历任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城靠近滹沱河,当时是秋天庄稼成熟时,河水忽然暴涨,仲洙竭力护堤查堵缺口,终于没有造成灾害。有强盗夜间出现,居民震惊,仲洙率领县卒活捉其中一个,其他歹徒于是散逃,白天乘其不备进行搜捕全被抓获。随即因廉洁有才能升官一级,升任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朝为刑部主事,第六次提升为右司员外郎,不久转到吏部。世宗对宰臣说“:人有说话敏捷动听却平庸不正直的,有言辞笨拙迟钝而才智通达、一心向正的,像刘仲洙颇因才能品行突出被赞许,可是说话不善表达。”右丞张汝霖说“:人中像这样的人多了,希望皇上深层地观察。”二十九年(1189),出任祁州刺史,用六善来教育民众,百姓被感化。

  章宗即位,授予刘仲洙为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前,田珏等因为结党的罪名被黜废禁止做官的有三十多家,仲洙知道他们冤枉,上书极力申辩,皇帝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恢复了田珏的官爵,并解除了对这批人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授职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不久改任平阳,调任德州防御使。转运使郭邦杰、节度使李晏都推荐刘仲洙代替自己。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这年饥荒,仲洙上表请求开仓济民,没等答复,先行救济出借粮食,有司弹劾他,判他用财物赎罪。当时仲洙兄仲渊因罪被责罚到石州,仲洙上书请求用莱州换石州,朝廷议论了没有同意。过了较长一段日子,因为年老请求辞官,多次上表才被接受。泰和八年(1208)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仲洙性情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尤其善长治理百姓,任职的地方都有功绩,是当时的能吏。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因祖上当官补任国史院书写,累积功劳后调为徐州录事,接着召任枢密院知法,第三次升为翰林修撰。当时北边有紧急情况,皇帝诏令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太尉克宁力主用兵,益说天时不利,应等待以后再谋划。御史台推荐益刚强正直可担重任,于是兼监察御史。没多久,改为户部员外郎。

  明昌三年(1192),京城地区饥荒,提拔任命益为霸州刺史,同授刺史的有十一人,不久入朝谢恩,下诏告诉他们说:“亲近百姓的职务只有郡守县令,连年百姓饥荒,所以派你们前去安抚养育他们。你们中的资历有超过的有没有达到的,我不考虑这些,只按照才能选用,你们应知道这些。”不久移剌益到达霸州,首先拿出俸禄中的粮食给饥饿的人吃,于是副职以下和郡中人依次拿出粮食来帮助饥民,而且命令属下县视之为法,多处地方百姓全活了下来。郡东南有河堤长久坍塌,大水多次成灾,益加修了它,百姓生活变为安逸,为益建立祠堂。升任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1194),宋主刚登位,皇帝下诏说泗州处在使臣经过的地方,防守的官员应挑选好,宰臣拟定几人,都不合皇上心意,皇上说“:特末阿不在什么地方?这人可以。”马上授予防御使。

  移剌益被召任尚书户部侍郎,不久转兵部。隶属的众牧人反叛,命令益和殿前都点检兖前去招降他们。承安二年(1197),边疆不安宁,皇帝亲临便殿,召集四品以上朝官来商议,益提出:“防守有利。天子的军队应取得绝对安全,如果我军轻易出动,稍遭受不利,不只损害大国的威严,恐怕引发敌人轻视及侵犯之心。”他出任山东西路转运使。有皇帝的使者在山东试鹰,益进言说:“请求只在都城郊外训练,何必惊动远方人呢?”听到报告,皇帝命有司惩处使者。升任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原先制度,在职的官员有不胜任的,委托他的上司据实查访。州府的正副职和幕府官员,允许互相举报申述。益上言认为“:这损害礼让之风,也恐怕同官为此不和,另外生出弊病来。请求仅令按察司纠正揭发,似乎更为恰当。”又说“:随路点军官和富人饮酒聚会,公开通报进献赠送,应得到准许由监察官在所部内追究当事人的犯法行为。”皇上都采纳了。泰和二年(1202),在官任上去世。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5466821910323.html

《金史》列传·卷三十五原文

  裴满亨 斡勒忠 张大节(子岩叟) 张亨 韩锡 邓俨 巨构 贺扬庭阎公贞 焦旭 刘仲洙 李完 马百禄 杨伯珫 刘玑(兄珫) 康元弼移剌益

  裴满亨,字仲通,本名河西,临潢府人。其先世居辽海,祖讳虎山者,天辅间移屯东受降城,以御夏人,后徙居临潢。亨性敦敏习儒,大定间,收充奉职,世宗谓曰:“闻尔业进士举,其勿忘为学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为奉御。一日问以上古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兴唐、虞之治,要在进贤,退不肖,信赏罚,薄征敛而已。”章宗即位,谕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门第显,惟尔由科甲进,且先朝信臣,国家利害,为朕尽言。”俄擢监察御史。内侍梁道儿恃恩骄横,朝士侧目,亨劾奏其奸。迁镐王府尉,出为定国军节度副使,三迁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从衡,前政莫制,亨下车宣明约束,阖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迁本路副统军。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时世袭家豪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军节度使。岁大雪,民多冻殍,亨输己俸为之周赡,及劝率僚属大姓同出物以济。转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卒于官。上闻而惜之,赠嘉议大夫,赙物甚厚。

  亨性尤谨密,出入宫禁数年,谠议忠言多所裨益,有稿则焚之,虽家人辈莫知也。所历州郡,皆有政绩可纪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盖州人也。习女直、契丹字,历兵部、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再转大理寺知法,迁右三部司正。练达边事,尝奉命使北,归致马四千余匹,诏褒谕之。大定二十六年,为监察御史,转尚书省都事。章宗立,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出为沧州刺史。河东路提刑副使徒单移刺古举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尝调发黄河船,数以稽期听赎。授北京副留守,入为同签枢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宁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悫,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权贵,故时誉归之。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擢天德三年进士第,调崞县丞。改东京市令。世宗判留务,甚爱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节领其役。世宗改元于辽东,或劝赴之,富贵可一朝遂,大节曰:“自有定分,何遽尔。”随例补尚书省令史,擢秘书郎、大理司直。会左警巡使阙,世宗谓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节。俄以杖杀豪民为有司所劾,削一阶解职。未几,授同知洺州防御使事。

  入为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啮安次,承诏护视堤城。擢修内司使,推排东京路户藉,人服其平。进工部郎中。时阜通监铸钱法弊,与吏部员外郎麻珪莅其事。积铜皆窳恶,或欲征民先所给直,大节曰:“此有司受纳之过,民何与焉。”以其事闻,卒得免征。就改户部郎中,定襄退吏诬县民匿铜者十八村,大节廉得其实,抵吏罪,民斫石颂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世宗东巡,徙太府监,谕之曰:“侍郎与太府监品同,以从行支应籍卿办耳。”寻为宋生日使,还授横海军节度使,过阙谒谢东宫,显宗抚慰良久,曰:“万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盗久不获,大节以方略擒之。后河决于卫,横流而东,沧境有九河故道,大节即相宜缮堤,水不为害。

  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因言河东赋重宜减,议者或不同,大节以他路田赋质之,遂命减焉。乞致仕,不许,徙知太原府,以并、代乡郡,故优宠之。近郭有男子被杀者,闻其妻哭声不哀,召而审之,果为奸夫所杀,人以为神。西山有晋叔虞祠,旧以施钱输公使库,大节还其庙以给营缮。选授河东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兴府事,治有能名。阅岁,移知广宁府,复请老,授震武军节度使。部有银冶,有司以为争盗由此生,付河东、西京提刑司与州同议,皆以官榷为便,大节曰:“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且贫而无业者,虽严刑能禁其窃取乎?宜明谕民,授地输课,则其游手者有所资,于官亦便。”上从其议。复乞致仕,许之,仍擢其子尚书刑部员外郎岩叟为忻州刺史,以便禄养。承安五年卒,年八十。

  大节素廉勤好学,能励勉后进,自以得学于任倜,待倜子如亲而加厚。又善弈棋,当世推为第一,尝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弈。世宗尝谓宰臣曰:“人多称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心,一老奸耳。张大节赋性刚直,果于从政,远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屡语近臣曰:“某某非不干,然不及张大节忠实也。”其见知如此。

  岩叟,字孟弼,大节子也。大定十九年进士,调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评事,再迁监察御史、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使事、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刑部员外郎、忻州刺史,以父忧去官。起复大理少卿、河北东西大名等路按察转运副使,累迁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国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集三品官议于尚书省,岩叟曰:“塞门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择将,背城疾战。”时议多之。除镇西军节度使,移定国军。贞祐二年,改昭义,复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边要,乃致仕,退寓洛阳,卒。

  张亨,字彦通,大兴漷阴人。登皇统六年进士第,调樊山丞,以廉干闻。授弘州军事判官,历巨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迁尚书左司郎中,授户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坐草场使邓汝霖盗草失举劾,解职,削一官。起授户部尚书。世宗问宰臣曰:“御史中丞马惠迪与张亨人才孰优?”平章政事张汝霖曰:“惠迪为人虽正,于事不敏,亨吏才极高。”上曰:“如汝父浩,于事明敏少有及者,但临事多徇,若无此过则诚难得之贤相也。”时车驾车巡,费用百出,自辽以东泉货甚少,计司患其不给,欲辇运以支调度,亨谓:“上京距都四千里,若挽钱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独枉费国用,无乃重劳民力乎。不若行会便法,使行旅便于囊橐,国家无转输之劳而用自足矣。”出为绛阳军节度使。已而复谓宰臣曰:“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以朕观之,无甚过人。小官中岂无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尝为左司,奏事多有脱略,是亦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时方重其选,上以亨为河东南北路提刑使,兼劝农采访事。访其利病,条为十三事以闻,上嘉纳之。亨在职每事存大体、略苛细,御史以宽缓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御使。明年,迁南京路转运使,转知归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识强敏,明达吏事,终始有可称云。

  韩锡,字难老,其先自析津徙蓟之渔阳。祖贻愿,辽宣徽北院使。父秉休,归朝,领忠正军节度使。锡以荫补阁门祗候。天会中,南伐,锡从军掌礼仪,俄以母,老乃就监差。久之,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为宫苑使。天德元年,擢尚书工部员外郎,领燕都营缮。特赐胡砺榜进士及第,四迁尚书户部侍郎,以母丧解。旋起复旧职,付金牌一、银牌十、籍水手于山东。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趋杭州,俾锡部船三百会广陵。适保衡败还,丧船过半,令锡补足之。时水浅,船不得进,海陵遣使急责之,众稍亡,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众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于辽东,锡奔赴行在,诏复前职。明年,授同知河间府事,引见于香阁,诫之曰:“闻皇族居彼者纵甚,卿当以法绳之。”锡下车宣布诏言,后无有挠政害民者。迁孟州防御使,累拜绛阳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事。告老,许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邓俨,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进士第。大定中,为左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寻转左司,掌机务者数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选汉官一人,参知政事梁肃以户部侍郎王翛、工部侍郎张大节、左司郎中邓俨对,世宗曰:“王翛、张大节苦无资历,与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俨往。”尝谓宰臣曰:“人言邓俨用心不正,朕视俨奏事其心识甚明,在太府监心亦向公。”宰臣因奏俨明事机、有心力,于是擢户部侍郎。翌日,复谓宰臣曰:“吏部掌铨选,当得通练人,可置俨于吏部。”因改命焉。累迁中都路都转运使。明昌初,为户部尚书。上命尚书省集百官议,如何使民弃末务本以广储蓄。俨言:“今之风俗竞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贵贱、上下、衣冠、车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丧葬过度之礼,罢去乡社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则蓄积日广矣。”寻知归德府事,致仕,卒。

  初,俨致仕复夤缘求进,上问左右:“邓俨可复用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俨有才力,第以谋身为心。”上曰:“朕亦知之。然俨可以谁比?”守贞曰:“临事则不后于人,但多务自便耳。俨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颇黠故许之,甚合众议。今使复列于朝,恐风化从此坏矣。”上然之,遂不复用云。

  巨构,字子成,蓟州平谷人。幼笃学,年二十登进士第。由信都丞察廉为石城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振武军节度副使。改同提举解盐司事,以课增入为少府监丞。再迁知登闻检院,兼都水少监。时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谓宰臣曰:“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若任以长官,必有可称。”章宗即位,擢横海军节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

  构性宽厚寡言,所治以镇静称,性尤恬退,故人既贵不复往来,先遗以书则裁答寒温而已。大定中,诏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其近臣私谓构曰:“公今之德人,我欲举奏,公行将大任矣。”构辞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终无过云。

  贺扬庭,字公叟,曹州济阴人也。登天德三年经义进士第,调范县主簿兼尉,籍有治声。大定十三年,由安肃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沁南军节度副使,入为监察御史,历右司都事、户部员外郎、侍御史、右司员外郎。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俄以廉能迁户部郎中,进官二阶。顷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东东路转运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驿召赴阙,授山东东西路提刑使。扬庭性疾恶,纤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诏诸路提刑使入见,亲问所察事条,至扬庭则斥之曰:“尔何治之烦也。”明年,下除洺州防御使,时岁歉民饥,扬庭谕蓄积之家令出所余以粜之,饥者获济,洺人为之立石颂德。改陕西西路转运使,表乞致仕,上曰:“扬庭能干者也,当何如?”右丞刘玮言其疾,遂许之 。卒年六十七。

  赞曰:裴满亨以进士选奉御,能陈唐、虞致治之道于宫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贵梁道儿之奸。斡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终不交权贵。世宗自立于辽东,归者如市,张大节独守正不赴。韩锡出守河间,面谕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绳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权,锡下车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识之士,不为富贵所移者也。巨构骫骳,贺扬庭骨鲠,大定于二人而屡评南北士习之优劣,亶其然乎。张亨始以缪庸见薄,晚以论列称赏,亦砥砺之功欤。邓俨专务谋身,上下称黠,致仕又求进用,弗可改也夫。

  阎公贞,字正之,大兴宛平人。大定七年擢进士第,调朝邑主簿。由普润令补尚书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御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绩闻,迁同知武定军节度使。明昌初,召为大理正,累进大理卿。承安元年,迁翰林侍读学士,仍兼前职,命与登闻检院贾益同看读陈言文字。公贞居法寺几十年,详慎周密,未尝有过举。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为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锐,沃州柏乡人。第进士,调安喜主簿。再转大兴令,摄左警巡事,以杖亲军百人长,有司议其罪当杖决,世宗曰:“旭亲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复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赎。”改良乡令。世宗幸春水,见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谓宰臣曰:“县令最亲民,当得贤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荐旭干能可甄用,上然之,召为右警巡使。旭为人刚果自任,不避权势。初,旭部民诉良,旭以无文据付本主,道逢监察御史诉其事,语涉讹乱,即收付旭,旭释之不问,为御史所劾,削官两阶,杖百八十,出为大名府推官。寻授右三部检法司正,代韩天和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台言:“监察纠弹之司,天和诸科出身,难居是职。”上命别举,中丞李晏荐旭刚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获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宁、右丞相襄请上出猎,旭劾奏其非,上慰谕之,为罢猎。明昌元年,登闻鼓院初设官,宰执奏司谏郭安民、补阙许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迁都水监,以治河防劳进官一阶,授西京路转运使,卒。旭性警敏,练达时政,与王翛,刘仲洙辈世称能吏云。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登进士第。历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近滹沱河,时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极力护塞,竟无害。有盗夜发,居民震惊,仲洙率县卒生执其一,余众遂溃,旦日掩捕皆获。寻以廉能进官一阶,升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为刑部主事,六迁右司员外郎,俄转吏部。世宗谓宰臣曰:“人有言语敏辩而庸常不正者,有语言拙讷而才智通达、存心向正者,如刘仲洙颇以才行见称,然而口语甚讷也。”右丞张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愿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为祁州刺史,以六善为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珏等以党罪废锢者三十余家,仲洙知其冤,上书力辨,帝从之,乃复珏官爵而党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寻改平阳,移德州防御使。转运郭邦杰、节度李晏皆举仲洙以自代。升为定海军节度使。岁饥,仲洙表请开仓,未报,先为赈贷,有司劾之,罪以赎论。时仲洙兄仲渊以罪责石州,仲洙上书请以莱易石,朝廷义而不许。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听。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

  仲洙性刚直,果于从政,尤长于治民,所在皆有功迹,盖一时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马邑人。经童出身,复登词赋进士第。调澄城主簿,有遗爱,民为立祠。用廉,迁定襄令,召补尚书省令史。时以县令阙人廉问,世宗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为监察御史。故事,台令史以六部令史久次者补,吏皆同类,莫肯举劾。完言:“尚书省令史,正隆间用杂流,大定初以太师张浩奏请,始纯取进士,天下以为当。令乞以三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委台官辟用。”上纳其言。擢尚书省都事,出为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河间府治中。提刑司言:“完习法律,有治剧才,军民无间语。”升沁州刺史,仍以玺书褒谕。迁同知广宁府。初,辽滨民崔元入城饮不归,求得尸于水中。有司执同饮者讯之,皆诬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狱畀完。完廉得其贼乃舟师也,遂免同饮人。改北京临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寻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长于吏治,所至奸恶屏迹,民皆便之。

  马百禄,字天锡,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会初第进士,累迁翰林修撰,坐田珏党免官,迨世宗朝解党禁,复召用焉。百禄幼志学,事继母以孝闻,登大定三年词赋进士第,调武清主簿。由龙山令召补尚书省令史,不就,改榷货副使、平阳府判官,入为国子博士。朝廷以宰县日清白有治迹,特迁官一阶,升同知北京路转运事。委录南北路刑狱,所至无冤。召为尚书户部员外郎,与同知河北东路转运事李京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迁耀州刺史,吏民畏爱。提刑司以状闻,授韩王傅、同知安武军节度事。俄改兼同知兴平军,以提刑司复举廉,升孟州防御使,再迁南京路提刑使。御史台以刚直能干闻,转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谥曰贞忠。

  杨伯元,字长卿,开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郾城主簿。升榆次令,召为大理评事,累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事,入为尚书刑部员外郎,以忧免,起为辽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迁安武军节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

  伯元以才干多被委注,凡两为推排定课使,累为审录官,人称其平。每有疑狱,必专遣决,明辩多中理。赐谥曰达。

  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进士第。大定初,为太常博士,改左拾遗,兼许王府文学。玑奏王府事,世宗责之曰:“汝职掌教道,何预奏事!”因命近侍谕旨永中曰:“卿有长史,而令文学奏事何也?后勿复尔。”累除同知漕运司事,尝奏言:“漕户顾直太高,虚费官物,宜约量裁损。若减三之一,岁可省官钱一十五万余贯。”世宗是其言。授户部员外郎,条上便宜数事,世宗谓宰臣曰:“玑言河堤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及言官钱利害,甚可取。前后户部官往往偷延岁月,如玑者不可多得,卿等议其可者行之。玑向言漕运省费事,尽心公家,不厚赏无以劝来者。”乃赐钱三千贯。擢濰州刺史,徙知济州。未几,迁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诉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谓宰臣曰:“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曰:“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曰:“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为国子司业,乞致仕不许,转国子祭酒,寻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职为御史台所纠罢。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珫。

  珫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补阁门祗候,遭父丧求终制,会海陵篡立,不许,改充护卫。海陵忌宗室,珫坐与往来,斥居乡里。世宗即位,珫昼夜兼驰上谒,世宗大悦,以为护卫十人长。往招宗叙、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皆相继来附。还报,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谓之曰:“太平所至,庶几能赞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进。与乌居仁等往南京发遣六宫百司,珫建议留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经略淮右,余皆北来,诏从之。丁母忧,起复,三迁武库署令。车驾幸西京,留珫为中都总管判官。再转近侍局使,迁太子少詹事,兼引进使,赐袭衣。未几,为陕西统军都监,赐厩马、金带,皇太子以马与币为赆。召为同知宣徽院事,迁太子詹事、右宣徽使,与张仅言典领昭德皇后园陵,襄事,太子赠以厩马。转左宣徽使,以疾求补外,除定海军节度使,以其弟太府监玮为同知宣徽院事。珫朝辞,上曰:“卿旧臣,今补外,宁不恻然。东莱濒海,风物亦佳,卿到必得调养。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见卿也。”仍赐厩马、金带、彩十端、绢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珫柩过京畿,敕有司致祭,赙银三百两、重彩三十端。

  康元弼,字辅之,大同云中人。幼敏学,善属文,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汝阳簿,改崇义军节度判官。由垣曲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累迁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召为大理丞。

  大定二十七年,河决曹、濮间,濒水者多垫溺,朝延遣元弼往视,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为害,请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筑于北原,曹人赖焉。出为弘州刺史,阅岁授大理少卿。先是,卫州为河所坏,增筑苏门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乐迁,欲复归卫,于是遣元弼按视,还言治故城便,遂复其旧。转秘书少监,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领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为皇太后,以元弼旧臣诏充副卫尉。再转大理卿,以丧去,起复为尚书刑部侍郎,兼郓王傅,迁南京路转运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也。以荫补国史院书写,积劳调徐州录事,召为枢密院知法,三迁翰林修撰。时北边有警,诏百官集尚书省议之,太尉克宁锐意用兵,益言天时未利,宜俟后图。御史台举益刚正可任,遂兼监察御史。未几,改户部员外郎。明昌三年,畿内饥,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谢,诏谕之曰:“亲民之职,惟在守令,比岁民饥,故遣卿等往抚育之。其资序有过者有弗及者,朕不计此,但以材选,尔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饥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递出粟以佐之,且命属县视以为法,多所全活。郡东南有堤久颓圮,水屡为害,益增修之,民以为便,为益立祠。升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诏以泗州当使客所经,守臣宜择人,宰臣进拟数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御使。召为尚书户部侍郎,寻转兵部。属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点检兖往招降之。承安二年,边鄙弗宁,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议,益谓“守为便。天子之兵当取万全,若王师轻出,少有不利,非惟损大国之威,恐启敌人侵玩之心。”出为山东西路转运使。有敕使按鹰于山东,益奏:“乞止令调于近甸,何必惊远方耳目。”书闻,上命有司治使者罪。迁河东南北路按察使。旧制,在位官有不任职,委所属上司体访。州府长贰幕职,许互相举申。益上言以为:“伤礼让之风,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别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纠劾,似为得体”。又言:“随路点军官与富人饮会,公通献遗,宜依准监临官于所部内犯罪究治。”上皆纳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赞曰:阎公贞定金律令,杨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称之,难矣。焦旭畿内小官,听断不受御史风指,遂罹深宪。大臣请人主游猎,劾奏其非,为之罢猎,诚有古人之风焉。李完、康元弼无他足称,完论台令史一事,元弼论曹、卫两城,各当其可。马百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刘珫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语》曰:“刚毅木讷近仁。”岂不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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