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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志·卷二十四 译文

  洪武元年,中书省大臣李善长等人奉敕命撰写进献《郊祀议》,大概说:做帝王的侍奉上天明鉴,侍奉大地明察,因而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祭地,就是顺应阴阳的意思。

  在南郊的圜丘祭天,在北郊的方泽祭地,就是顺应阴阳的方位。

  《周礼,大司乐》中说:“冬至日,礼祭天神,夏至日,祭祀地祇。”《礼》说:“茌郊外祭祀上帝,在都城祭祀社神。”又说:“郊祀是用来明示天道,社祀是用来明示地道。”《书》说:“敢请明白告示皇天后土。”考察古代有时称为地只,有时称为后土,有时称为社,都是祭祀地,则都是相对于天而言。

  这是三代的正礼,是解释经典的正确说法。

  从秦开始建立四时,用来祭祀白、青、黄、赤四帝。

  汉高祖又增加北时,同时祭祀黑帝。

  到武帝有雍地的五时,以及渭水北岸的五帝、甘泉太乙的祠庙,但对昊天上帝的祭祀还不曾举行。

  魏、晋以后,推崇郑玄的人,主张上天有六个名称,每年有九次祭祀。

  推崇王肃的人,认为天体是一个整体,怎么会分为六个?每年两次祭祀,怎么会有九次?虽然承继变革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都是参照了这两家的说法。

  从汉武帝开始采纳祠官宽舒的建议,在汾阴雎上建立后土祠庙,如同祭天一样举行祭礼。

  后代就在北郊之外。

  仍祭祀后土。

  又因为郑玄被《纬书》迷惑,说夏至日在方丘之上祭祀昆仑之只,七月在祭祀地祇的泰折祭坛祭祀神州的地只,分为两次。

  后代又沿袭为每年祭祀两次。

  元始年间,王莽奏请废除甘泉泰时,恢复长安南北郊的祭坛。

  在正月上辛日或丁日,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

  从汉到唐,千余年间,都沿袭共同祭祀。

  亲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个皇帝而已。

  宋朝元丰年间,议定罢除合祭的仪式。

  绍圣、政和年间,有时分祭、有时合祭。

  高宗南渡以后,只举行合祭的礼仪。

  元成宗开始共同祭祀天地五方之帝,不久建立南郊,专门祭祀上天。

  泰定年间,又合祭。

  文宗至顺以后,只祭祀昊天上帝。

  而今应当遵从古代礼制,在南北郊分祭天地。

  冬至日则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陪从祭祀。

  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渍陪从祭祀。

  太祖按照他们的提议实行。

  在钟山的南面建立圜丘,在钟山的北面建立方丘。

  三年,在圜丘增加祭祀风云雷雨,在方丘增加祭祀天下山川的神只。

  七年,在南北郊增设天下神只坛。

  九年,规定郊社祭祀的礼仪,即使有三年的丧期,也不废弃。

  十年秋,太祖斋居时因阴雨天气而有所触动,阅读京房灾异的学说,说分别祭祀天地心中不安,命在南郊建造大祀殿。

  这年冬至日,因为大殿尚未建成,就在奉天殿共同祭祀,皇帝亲自撰写祝祷文,大意说君王侍奉天地犹如侍奉自己的父母,不应当分作两处。

  于是规定每年正月共同祭祀,作为固定制度。

  十二年正月,开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亲自撰写《大祀文》和歌九章n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建成,规模样式如同南塞。

  童京的旧郊祀坛,国家如果有大事,就派遣官员前往祭祀。

  塞靖九年,世宗制定《明伦大典》以后,更深思建立礼制的事,对郊庙供奉的众多神只,都想要斟酌古代的礼法,清理订正从前的礼制。

  于是问大学士张璁:“《尚书》中说焚烧木柴祭天,又说‘类于上帝’,《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因形体主宰的不同而言。

  朱子说,在祭坛祭祀称为天,在房屋下祭祀称为帝。

  而今大祀有宫殿,是在房屋下面祭祀帝而已,没有看见有祭天的礼仪。

  况且上帝和皇地只在一起共同祭祀,也不是专门祭祀上帝。”张璁说:“开国初期遵从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又共同祭祀。

  说礼的人认为,大祀殿下面是祭坛,上面是房屋,房屋就是明堂,祭坛就是圜丘,众多圣贤相传继承,也是孔子遵从《周礼》的意思。”皇帝又训谕张璁说:“夏至、冬至两个至日分开祭祀,是万代不变的礼仪。

  而今大祀殿模拟周代的明堂或者还接近,认焉造就是圜丘,其实毫无道理。”张璁就详细述说《周礼》以及宋代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议论的分合异同的话来回答。

  并且说祖宗制度已经制定,不敢轻易议论。

  皇帝执意想要复位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

  于是询问大学士翟銮,翟銮详备陈述了所有礼制的沿革来回答。

  又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请求稍稍等待,广泛征选儒臣,商议恢复古代礼制。

  皇帝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议论将停息。

  恰逢给事中夏言请求举行皇后躬亲蚕事的典礼。

  皇帝因为古代天子在南郊举行躬亲耕种的典礼,皇后在北郊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刚好与先前所讨论的郊祀礼密切相关,因此令张璁告诉夏言上奏郊祀的意见。

  于是夏言上疏说:“国家共同祭祀天地,以及太祖、太宗的共同配祀,各坛的从祀,举行典礼不是在夏至日而是在初春,都不符合古代典章。

  应当令群臣广泛考察《诗》、《书》、《礼经》所记载的有关郊祀的文字,以及汉、宋诸儒士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以及太祖开国初期分别祭祀的旧制,由皇上下旨裁定。

  这是中兴的大功业。”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人谴责夏言的说法不对,皇帝狠狠地责备了他们。

  于是敕命礼部令群臣各抒己见。

  并且说:“王汝梅等人举出《召诰》当中说郊祀用两头牛,认为已经明白显示是共同祭祀天地。

  用两头牛,是一个上帝,一个配位,不是天地各享一头牛。

  又有人认为天地共同祭祀是因为人子事奉父母的道理,比拟为夫妇共同享用祭牲。

  这些言论,亵渎轻慢太严重。

  又有人说郊祀就是祭天,祭祀社稷就是祭地。

  古代没有北郊祭祀,社祭是祭祀五方土地的地只,如同说五方帝而已,不是皇地祇。

  社祭的名称不同,从天子以下,都可以在所在之地祭祀。

  因此《礼》有‘亲地’的说法,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的祭祀地祇。”张璁因此记录呈上《郊祀考议》一册。

  当时詹事霍韬十分反对郊祀的议论,并且说分别祭祀的说法,只见于《周礼》,王莽贼子伪造经典,不足以引为根据。

  于是夏言又上疏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记载得尤为详细。

  《大宗伯》记载祭祀天神,就有里祀、实柴、杠燎的礼仪,祭祀地只,就有血祭、藐沈、诟辜的礼仪。

  《大司乐≥记载冬至日,陆地上圜丘的制度,称为礼祀天神;夏至日,水泽中方丘的制度,称为礼祭地只。

  对天地分开祭祀,已经有久远的来历了。

  因此宋儒叶时说:“郊祀丘祀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则。”而今众人议论以大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行呢?共同祭祀的说法其实是从王莽开始的,漠以前都主张分祭,并且汉以后也间或有分祭。

  宋代元丰年间第一次议论,元佑年间第二次议论,绍圣年问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共同祭祀,而最终不能再改变,是因为郊祀的开销,每每用尽国库的储备,因此就节约减省一些而已,并不曾因为分祭不合乎礼仪。

  而今议论的人,往往因为是太祖的制度而避嫌、惧怕。

  然而他们只知道共同祭祀是太祖的定制,是不能更改的,却不知道分祭本来就是太祖的最初礼制,是可以恢复的。

  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能够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来就是太祖的著作,是应当遵守的。

  况且都是太祖定下的制度,按照礼仪中正确的遵守就是了。

  敬畏上天遵从祖训,并没有别的道路。

  《周礼》一书,朱子认为是周公辅佐盛王而作,为后代作榜样,用意最为深刻切实,怎么可以诬枉为是王莽的伪作呢?况且共同祭祀以后配祀地,事实是从王莽开始的。

  王莽既然伪造了这部书,为何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祇的祭祀,而自成一说呢?于是礼部总结了群臣对郊礼的议论,上奏说:“主张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铉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而以慎重对待既成制度及时不可为言的,是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而以山川坛焉方丘的,是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共同祭祀而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是尚书方献夫等二百零六人;不置可否的,是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

  臣等敬奉御旨,折衷众人的议论。

  分别祭祀约道理,合乎古代的礼仪,但祭坛的建造,工程浩大。

  《礼》中说,在房屋中祭祀称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宇中受祭。

  应该仍旧在大丰堑璧专门祭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用来专门祭祀皇地祇。

  既没有开工建造祭坛的劳役耗费,行礼也方便。”皇帝又谕令应当遵从皇祖的旧制,在祭坛上露天祭祀,分为南北郊,在两个至日举行祭祀礼。

  夏言就上奏说:“南郊共同祭祀,沿袭已久,朱子所说的一千五六百年来无人整理。

  而陛下独自打破千古的谬误,一旦举行,真可以说得上建立了经天纬地的功业而不会违背了。”不久命户、礼、工三部,偕同夏言等人到南郊相看风水选择地址。

  南天门外有自然的丘陵,都说旧有的丘陵位置偏束,不宜袭用。

  礼部大臣想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圜丘。

  夏言又上奏说:“圜丘是祭祀上天的地方,应当在地势高而宽敞的地方,以便展示对天地神灵的敬意。

  大祀殿祭享上帝,应当清净隐蔽,以便尽到祭祀的诚意。

  两次祭祀时间意义不同,那么殿坛之间的距离,也应当有所区别。

  请求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大祀殿,而圜丘更移到前方,形势高峻,可以和大祀殿等高。”制命说“可以”。

  于是修筑圜丘,这年十月竣工。

  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束、西郊,也依次完工,而分祀的制度也就确定下来了。

  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纂集《郊祀新旧图考》进献。

  旧礼,是太祖制定的。

  新礼,是世宗制定的。

  洪武元年,开始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

  有关部门商议配祀的事情。

  太祖谦让不允许,亲自写下祭文告祭太庙说:“历代据有天下的帝王,都以祖先配祀上天。

  惟独臣不敢,是因为功业尚未完成,朝政国事尚有阙失。

  去年上天降下警戒,东南部有声响,雷火焚烧了船只击毁了殿吻,我朝夕谨慎警惕,惟恐没有什么来接续上帝好生之德,因而不敢轻易供奉配祀。

  只是祖先出神灵与上天相通,上帝如果问起,祈望把臣的所作所马上奏上帝面前,善恶都不要隐瞒。

  等到南郊竣工,臣率领百官恭敬拜谒宗庙,祭告成功的大礼,以便共享上帝的赐福。”第二年夏至日将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请求配祀。

  太祖坚决不答应。

  一再请求。

  纔说:“等到庆阳平定,再商议。”八月,庆阳平定。

  十一月冬至日,群臣又坚决请求。

  于是在圜丘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祀上天。

  第二年,祭祀方丘,也照此办理。

  建文元年改为奉太祖配祀。

  洪熙元年,救命说:“太祖受命于上天,兴起创建帝业。

  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次奠定天下。

  圣德神功,都可以配祀天地。

  《易》说,‘殷奉享上帝,以配祀祖考’。

  朕崇敬祖考,永远一心一意。

  正月十五日大祀天神地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于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庙及灵座,请太祖、太宗共同配祀。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说:“太祖、太宗一并配祀,父子同列,察考经书旨意,不能说没有疑问。

  臣认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祀上天,太祖足以当之。

  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祀上帝,太宗足以当之。”礼部大臣会集商议,认为二祖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宜轻易改动。

  皇帝降下敕谕,希望在两个至日奉太祖配祀南、北郊,正月初一在大祀殿奉太宗配祀上帝。

  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人说,二祖分别配祀,在礼法上不妥当,并且抄录了仁宗撰写的敕谕和告庙文进献。

  皇帝又命在东阁会集商议,都认为:“太庙的祭祀,众先圣按昭穆次序相向排列,没有并列的嫌疑。

  何况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总之都是上天,那么配享上天的祖先,不宜阙失一个。

  臣等私下认为南、北郊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当二祖共同配祀。”皇帝最终因为并配不符合礼法,谕令内阁大臣商讨。

  张璁等人说:“《礼》说:‘有就要进行,没有人敢废除。

  ’所有祭祀都是这样,何况祖宗配祀的大典呢?而且古代郊祀与明堂不在同一个地方,因而可以分别配祀。

  而今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日行报礼而太宗不参与,孟春行祈礼而太祖不参与,心中确实有所不安。”皇帝又回复说:“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

  天只有一个天,祖先也祇有一个祖先。

  因而大报上天的祭祀,只应当以高皇帝配祀。

  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可以配祀上天吗?然而开辟天下基业,本来是从高皇帝开始的。

  如同周的王业,实际是由武王完成的,但配祀上天只以后稷,,配祀上帝只以文王,当时并未听说争辩功德。”因而下令停止议论。

  不久夏言又上疏说:“虞、夏、商、周的郊祀,只配祀一个祖先。

  后儒穿凿附会,把郊、丘一分为二,又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的义理。

  以致唐、宋变乱古法,纔有二祖并享,三帝并配的事情。

  祈望按皇上心意判定,依从此前的敕旨。”皇帝回复说:“礼部大臣此前引证太庙中没有同堂共列的嫌疑。

  其实祭祀上帝和祭享祖先不同,这说法不妥当。”仍旧命进一步商议。

  于是礼部大臣又上奏:“南北郊虽然是祖制,寅际是今天的新创举。

  请求依照圣上谕令,都供奉太祖单独配祀。

  至于大祀殿则是太祖创建的,而今反而不能在那里得到配享,恐怕太宗不安,应当仍旧奉二祖共同配祀。”于是按照拟定的建议实行。

  洪武元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在这之前,皇帝实行散斋四日,致斋三日。

  祭祀前两天,皇帝戴通天冠、穿绛纱袍视察祭牲祭器。

  第二天,官吏陈列摆放好。

  祭祀当天,清晨车驾到达祭祀时休息的大帐篷,太常卿奏请中庭戒严,皇帝穿戴衮服冠冕。

  奏请警卫宫禁,皇帝进入就位。

  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

  赞礼宣唱燔柴,郊社下令点火升烟,在燎坛燔烤整头牛犊。

  赞礼宣唱请行礼,太常卿奏谙主管官吏妥善准备,奏请进行祭祀。

  皇帝行再拜礼,皇太子及在位官员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进献玉帛,皇帝到盥洗位。

  太常卿赞唱道:“在此之前斋戒,此时奉祭,加倍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插上玉圭,洗手,擦手。

  拿出玉圭,登坛。

  太常卿赞唱道:“神明在上,仪容庄严肃穆。”从正南陛登坛,协律郎举麾奏《肃和之曲》。

  皇帝到昊天上帝神位前跪下,插上玉圭,三次上香,祭奠玉帛,拿出玉圭,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

  皇帝到神位前,插上玉圭,备置祭牲,拿出玉圭,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举行初献礼。

  皇帝到爵洗位,插上玉圭,洗涤酒爵,擦干,把酒爵交给执事官员,拿出玉圭。

  到酒尊放置的地方,插上玉圭,拿起酒爵,接受泛齐,把酒爵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

  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到神位前下跪,插上玉圭,上香,祭酒,奠爵,拿出玉圭。

  读祝官捧祝祷文跪着朗读完毕,皇帝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亚献,酌醴齐,音乐演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终献,酌盎齐,音乐演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仪程与初献相同,但不用读祝文。

  赞礼宣唱饮福酒受胙肉,皇帝登坛,至饮福酒位置,行再拜礼,跪下,插上玉圭。

  奉爵官斟上祭神后的福酒跪着进献,太常卿赞唱道:“只有这酒肉,是神的恩赐,赐给你福禄吉祥,天下同沾恩泽。”皇帝接受酒爵,祭酒,饮福酒,把酒爵放在土台上。

  奉胙官捧祭肉跪着进献,皇帝接受祭肉,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撤除俎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执掌祭祀的官员撤除俎豆。

  赞礼宣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又行再拜礼,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祝官捧祝,奉币官捧币,执掌祭祀官取仆食及爵酒,各自前往燎祭之所。

  宣唱望祭与燎祭,皇帝到达望燎位。

  燎至一半,太常卿奏请礼毕,皇帝回到休息的大篷,解除戒严。

  洪武二年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仪程相同。

  祇是在迎神后痉埋毛血,祭祀完毕,奉祭牲祭帛祝文仆食掩埋,与祭天有所不同。

  那年冬天,在南郊供奉仁祖配祀上天,仪程如同洪武元年。

  奠玉帛、进奉祭牲、三献,都是先到上帝神位前,再到仁祖神位前,衍礼也是这样,只是不用玉。

  洪武四年规定,祭祀前六天,百官沐浴后留宿官署。

  第二天,穿上朝服前往奉天殿丹墀下,接受誓戒。

  丞相把祭祀日期遍告百神,又前往各祠庙进香三天。

  再过一天,御驾前往仁祖庙,告请配享。

  行礼完毕,回到斋宫。

  洪武七年,废除中庭戒严、警卫宫禁及赞唱上香的繁琐礼节,定为十二拜礼。

  十年,改变为共同祭祀的制度,祭奠玉帛,进献祭牲、三献,都先到上帝神位前,其次到皇地只神位,再次到仁祖神位,其余都遵照旧仪程。

  嘉靖八年,废除各庙焚香礼。

  九年,恢复分别祭祀的制度,礼部进献大祀圜丘仪程。

  祭期前十天,太常寺奏请视察祭牲。

  然后奏请命大臣三位看守祭牲,大臣四位分献祭品。

  祭期前五天,锦衣卫准备跟随朝驾,皇帝前往看养牺牲的地方视察祭牲。

  此前一天,穿日常衣冠在太庙告祭。

  祭期前四天,驾临奉天殿,太常寺按常规进献铜人。

  太常博士到文华殿请太祖祝版,等候皇帝亲自填写御名捧出。

  祭期前三天,皇帝穿祭服,送脯醢酒果前往太庙,恭请太祖配祀。

  皇帝回来换去衣冠,驾临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接受誓戒。

  祭期前两天,太常光禄卿奏请视察祭牲,皇帝到奉天殿亲自填写祝版。

  祭期前一天罢朝,锦衣卫预备法驾,在奉天门设版舆。

  皇帝穿日常衣冠告祭太庙,乘车舆前往南郊,从西天门进入,到昭亨门外下车。

  礼部太常官引导从左门进入,到称作内堰的内矮墙。

  太常卿引导到圜丘,恭视祭坛神位,再到神库视察篷豆祭器,到神厨视察祭牲完毕,仍从左门出,上车到斋宫。

  分献陪祀官叩头觐见。

  礼部太常官前往皇穹宇,请求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当天,三鼓时分,皇帝从斋宫乘车到称作外蜡的外矮墙神路的西面,下车到神路东面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完毕,退下。

  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两侧等候。

  皇帝穿祭服出来,导引官引导从左灵星门入内。

  赞对引官引导前衍到内堪,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自办自己职责内的事。

  皇帝到御拜位,从燔柴、迎神到礼毕,仪程完全照旧。

  到休息的大帐篷换下衣冠,礼部太常官捧神位安放在皇穹宇。

  回到斋宫,稍作休息。

  起驾回宫,前往太庙参拜完毕,回宫。

  下诏如同拟定的仪程进行。

  第二年,规定方泽祭祀仪程。

  祭期前一天,太常卿恭请太祖配位,供奉安放在皇祇室。

  到日期,礼部太常官一同请求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位牌、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完毕,太常捧神版、神牌安放在皇只室,捧神位牌回到太庙。

  其余都如同圜丘仪程。

  这年十月,皇帝将要举行郊祀礼,谕令礼部尚书夏言想要亲自举行奉安礼。

  夏言就草拟了仪程上奏。

  祭期之前挑选捧神位牌的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陪殿大臣两员,撰写祝文,预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

  前一天举行告祭太庙礼,在奉天殿设神舆香案,在泰神殿设神案两张,在东西配殿设神案两张,在丹墀正中设香案一张,在圜丘左门外设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当天拂晓,皇帝穿日常衣冠前往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

  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以及从祀神主,各供奉安放在车中,到圜丘泰神殿门外。

  皇帝乘车到昭亨门,礼官引导至泰神殿台阶下。

  执事官到神舆前捧神位牌登上石座,安放在龟中。

  皇帝纔到香案前,按照仪程举行三献礼。

  礼毕,退出来到临时休息的大帐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回宫。

  皇帝听从了,但命令行礼时穿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加上礼部堂上官四员。

  十一年冬至日,尚书说,在此之前南郊举行祭祀仪式,对风寒没有准备。

  于是采用《礼书》天子祭祀天张设大帐篷、小帐篷的说法,请求“建造黄毡御帐驯、帐篷。

  每次大祭,有关人员跟随。

  遇上风雪,就张设在圜丘下,皇帝到帷幕中行祭祀礼,而上下祭奠进献的事就由太常执事官代替”。

  下令写为定制。

  明朝初年不曾举行祈谷礼。

  世宗时,重新确走二祖分别配祀的礼仪。

  因为众臣坚决请求,纔允许在大祀殿行祈谷礼,供奉二祖配祀。

  嘉靖十年,开始在正月上辛日,在大祀殿举行祈谷礼。

  行礼完毕,皇帝内心终究认为不妥当,谕令张璁说:“自古只以祖宗配祀上天,而今二祖共同配祀,决不能垂法后世。

  以后大报与祈谷礼,只供奉太祖配祀。”不久亲自撰写祝文,重新订立仪程,改在惊垫节,礼仪比大祀礼稍微降低,供献的帛减少十分之一,不设从坛,不燔柴,写为定制。

  十一年惊垫节,皇帝生病,不能亲自行礼,就命武定侯郭勋代替。

  给事中叶洪说:“祈谷、大报,祭祀的名称不同,但同样都是祭祀上天。

  祖宗没有不亲自行礼的。

  成化、弘治年间,有别的缘故,宁可推迟到三月。

  因为郊祀礼重大,不宜由臣子代行,请求等到圣上身体康复,改换占卜吉日行礼。”没有听从。

  嘉靖十八年,改在大内的玄极宝殿行礼,不供奉配祀,于是成为定制。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先农坛亲自行祭,接着耕藉田,就是祈谷礼的遣意。

  而今两次祭祀都在春季举行,未免繁琐。

  并且玄极实殿在禁宫内,百官陪祀,出入不便。

  应当罢除祈壳礼,只在先农坛举行祭祀礼。”听从其请。

  明代初年,凡是有水旱灾害以及非常变异,有时亲自祷告,有时在宫中露天之地祭告,有时在奉天殿的台阶上祭告,有时派遣官员祭告郊庙、陵寝以及社稷、山川,没有固定的礼仪。

  嘉靖八年春季祈雨,冬季祈雪,都是皇上撰写的祝文,亲自在南郊及山川坛祭祀。

  第二天,祭祀社稷坛。

  穿戴浅色衣冠,不陈设仪仗,不肃清御道,都不设配祀,不奏乐。

  嘉靖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的台阶上举行大雩礼。

  夏言说:“按照《左传》记载‘苍龙出现就举行雩祭’。

  大概四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到下雨而大,因而祭天为百谷祈求雨露滋润。

  《月令》上说:‘雩祭上帝用盛大的礼乐,于是命百县举行雩祭,祭杞对百姓有益的百王卿士,以祈祷庄稼丰收。

  ’《通典》上说:‘四月雩祭五方上帝,祭坛称为雩,在南郊之旁举行荣祭。

  ’先臣丘浚也说:‘天子除了郊祀上天之外,另外建筑祭坛祈雨。

  后世这一礼仪没有流传,遇上旱灾,就请异端邪说的人举行祈祷祭祀,不求用诚意去感动上天,而以法术相要挟,诬枉太厉害了。

  ’丘浚希望能在郊社旁择地建造雩坛,孟夏后行礼。

  臣认为孟春已行祈谷礼,如果从二月至四月,晴雨时节和顺,那么大雩的祭祀,可派遣官吏代为举行。

  如果雨期推迟,陛下就亲自祷告。”于是在圜丘坛外泰元门的东方建造崇雩坛,形成制度,年成干旱就举行祷告,供奉太祖配祀。

  嘉靖十二年,夏言等人说:“古代大雩之祭,命乐正演习盛乐、舞皇舞。

  藉音乐舞蹈的和谐,激发天地阴阳之气。

  请求在三献礼完成之后,九奏乐停止之时,演奏《云门之舞》。

  仍旧命儒臣总括《云汉》诗词,谱写《云门》一曲,派文武舞士一同舞蹈一同高歌。

  《云门》,是帝尧的乐曲,《周官》记载用来祭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的意思。

  并且请求增添数阙鼓吹曲,教一百名舞童,穿青衣执羽毛,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蹈,乐曲共有九章。”因而奏上仪程,比照祈谷礼。

  又说:“大雩是祀天祷雨的祭祀,凡是遇上干旱,礼部在春季末期奏请举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嘉靖十七年,亲自在祭坛祷告,穿青衣,用一头牛,熟食祭献。

  明朝初年没有明堂制度。

  嘉靖十七年六月,辞官归居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说:“孝敬没有什么比尊父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什么比配天更大的。

  恳请恢复古礼,建造明堂。

  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为宗,以配祀上帝。”下发礼部集体商议。

  尚书严嵩等人说:从前伏羲、神农开始祭祀上帝,有时建造明堂。

  继后夏后氏在世室,殷人在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比夏、殷更加详备。

  圣王奉事上天,如同儿子事奉父亲,血统尊重而感情亲切。

  因而规定为一年享祀的礼仪,冬至圜丘祭,孟春祈谷祭,孟夏雩坛祭,季秋明堂祭,都以此来表示尊显。

  明堂祭享上帝,又以此亲近亲人。

  今天创建新制度,难以借鉴古法,关键在于效法先王之意。

  明堂圜正,都是祀天的地方,而今大祀殿在圜丘的北方,禁城的东南方,正好对应古法的方位。

  明堂秋季祭享,就以在大祀殿举行更为妥当。

  至于配祀的礼仪,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上帝,如同人成形于父亲。

  因而季秋在明堂祭享上帝,而以父亲配祀,取万物成熟季节之意。

  漠孝武明堂的祭享,以景帝配祀,孝章帝以光武帝配祀,唐中宗以高宗配祀,明皇以睿宗配祀,代宗以肃宗配祀,宋真宗以太宗配祀,仁宗以真宗配祀,英宗以仁宗配祀,都是世代依次配祀,这是主要依据亲缘关系。

  宋钱公辅说:“郊祀之祭,由开拓封疆的祖先,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

  明堂之祭,由继嗣的君王,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当时司马光、孙忭等大臣在朝堂上辩论,程、朱大贤在下倡议,这是主要依据祖宗的功德。

  而今恢复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那应当配祀的帝王,也就只有这两种说法而已。

  如若按功德论,则太宗重新建设国家,功德与太祖相符,应当由太宗配祀。

  如果按亲绿论,献皇帝,是陛下的亲生父亲,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应当由献皇帝配祀。

  至于称宗的说法,臣等不敢妄加议论。

  皇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在奉天殿举行,配祀的帝王务必要有个统一的说法。

  皇考称宗,有什么不可?再商议上奏。”于是户部左侍郎唐冑直言上疏说:三代的礼制,没有比周更周详的。

  《孝经》上说:“郊祀后稷以配上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说:“尊敬父亲莫大于配天,周公就是这样做的。”论者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功德,制礼作乐,而文王恰巧是他的父亲,因而引用来证明圣人的孝敬,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

  不是说有天下的人,都必定以父亲配天,然后纔称为孝。

  否则,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夭下,其礼是为成王而设的,对于周公来说是尊父,对于成王来说就是尊祖了。

  然而周公把政权归还之后,没听说成三因为尊父的原因,废去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换作武王。

  后世祀明堂的,都以父亲配祀,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义,违背了先王的礼法。

  从前有人向朱熹请教:“周公之后,应当以文王配祀呢,还是以当时帝王的父亲配祀?”朱熹说:“只当以文王配祀。”又问:“继承周的天下的又怎么样?”朱熹说:“只以有功德的祖宗配祀,后来祇是被尊父的说法迷惑错乱罢了。”由此看来,明堂的配祀,不专门由父亲是明白的。

  而今礼部大臣不能辨明尊父的错误,不举证文、武、成、康的盛事,而滥引漠、唐、宋不足效法的事例为论据,说的都是什么啊!即使这样,丰坊明堂的提议,虽然不可听从,但明堂的礼仪,则不应当废除。

  而今南、北两郊都主张尊敬亲尊,必定在季秋大享上帝,而亲近亲人的意义纔具备。

  自三岱以来,郊天与明堂各立所陪祀之帝。

  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与周相比,太祖就配后稷,太宗就配文王。

  而今两次郊祀及祈谷,都供奉太祖配祀,而太宗独独没有配祀,遭是仪制典礼的欠缺。

  因此今日奉天殿大享之祭,一定要供奉太宗配祀,然后我朝的典礼纔完备。

  皇帝发怒,逮捕唐胄关进钦犯狱。

  严嵩这纔又召集朝臣,先商议配帝的礼法,说:“考证季秋万物成熟的意义,尊父配天的论说,应当供奉献皇帝配享上帝。”因而请求供奉文皇帝在孟春祈谷时配祀。

  皇帝听从了献皇配祀上帝的请求,但拒绝了文皇配享的提议而不施行。

  不久又因为称宗的礼仪,召集文武大臣在东合商议,说:“《礼》称:‘祖有功,宗有德。

  ’解释的人说:‘祖,是始祖。

  宗,是尊。

  ,《汉书》注焉:‘祖被称为始,开始接受天命。

  宗被称为尊,是有德可尊。

  ’《孝经》上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王肃注为:‘周公对于文王,尊亲而祭祀他。

  ’这是宗尊的说法。

  古代,天子有七庙。

  刘歆说:‘七,是常规法则,如果有功德就宗奉,不可预先定下数目。

  宗不在七数之中,是有变化。

  ’朱熹也认为刘歆的说法对。

  陈氏《礼书》说:‘父焉昭,子为穆,而有一定的数目,是礼法。

  祖有功宗有德,而没有一定的成法,是道义。

  ,这是宗没有定数的说法,礼法是因道义纔兴起的。

  而今援引古义,推及人情,皇考有至高的德行和昭显的名声,在天上秘密佑护,按其德行宗奉是可以的。

  圣子神孙,传授不绝,都是皇考一人繁衍广布,按其世次宗奉也可以。

  应当加宗皇考,在明堂配帝,建造有德而永世不迁的宗庙。”皇帝因为奏疏中不言及拊太庙,留在宫内不下发。

  于是假设臣下奏对的口气,作《明堂或问》,拿给宰辅大臣看。

  大概说:“文皇是远祖,不符合尊父的意思,应当由父亲配祀。

  称宗虽然没有定说,尊敬亲人崇奉上天,按道义应当进行。

  既然称宗,就应当柑太庙,难道有太庙中没有四亲的道理?”皇帝既已排斥正当的言论,尊崇私亲,心中想到太宗永远没有配享,不能杜绝朝廷大臣,于是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的庙号为成祖。

  当时没有建造明堂,迫近季秋,于是在玄极宝殿大享上帝,供奉睿宗献皇帝配祀。

  殿在宫中右面西北方位一角,旧名钦安殿。

  行礼完毕,礼部请皇帝升殿,百官上表朝贺,如同郊祀庆贺礼成的仪式。

  皇帝因为大享初次举行,命令在谨身殿赐宴群臣。

  随后因为脚病没有驾临,命群臣不要贺礼。

  礼官上表奏闻,撤销宴请,令光禄寺分别发给宴品。

  嘉靖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是成周出礼仪典章,与郊祀同时进行。

  以前因为享地没有确定,特地在玄极宾殿行祭,朕诚意未尽。

  南郊旧殿,原为大祀的处所,去年已令有关官员撤除。

  朕自己制作了图样,建造为殿,恭奉进名称泰享,用以昭示敬奉上帝的意思。”于是规定每年在秋季大享上帝,供奉皇考睿宗配享。

  行礼如同南郊,陈设如同祈谷。

  第二年,礼部尚书费案因为大享殿将要竣工,奏请皇帝定殿门名称,门为大享,殿为皇干。

  等到大殿落成,而大享礼仪仍在玄极宝殿举行,派遣官吏行礼成为常规。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我朝大享之礼,从皇考举行,追尊睿宗,以昭示尊父配天之孝。

  从皇上看来,则睿宗为皇祖,不合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皇帝听从他们的请求,罢除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改为钦安殿。

  嘉靖初年,沿袭先朝旧仪,每天宫中举行拜天礼。

  后来认为太泛滥,罢除了。

  遇上元旦、冬至、圣上生日,在奉天殿丹陛上行礼。

  既已确定了郊天祭祀,就罢除了冬至的祭礼。

  只有元旦、圣上生日在玄捶童扬行礼。

  隆庆元年元旦,命令宫中拜天,不用在外举行祭祀,祭品也不从太常寺取用。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9671900034457.html

《明史》志·卷二十四原文

  ◎礼二(吉礼二)

  郊祀 郊祀配位 郊祀仪注 祈谷 大雩 大飨 令节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时,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

  《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艹貍}沈、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祐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理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辑《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所定。新礼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洪武元年,始有事于南郊。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阙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早暮兢惕,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廷,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明年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太宗并配。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年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郊祀仪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器。次日,有司陈设。祭之日,清晨车驾至大次,太常卿奏中严,皇帝服衮冕。奏外办,皇帝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赞礼唱燔柴,郊社令升烟,燔全犊于燎坛。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奠玉帛,皇帝诣盥洗位。太常卿赞曰:“前期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坛。太常卿赞曰:“神明在上,整肃威仪。”升自午陛。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复位。赞礼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复位。赞礼唱行初献礼。皇帝诣爵洗位,搢圭,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圭。诣酒尊年,搢圭,执爵,受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出圭。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读祝官捧祝跪读讫,皇帝俯伏,兴,再拜,复位。亚献,酌醴齐,乐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酌盎齐,乐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仪并同初献,但不用祝。赞礼唱饮福受胙,皇帝升坛,至饮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进,太常卿赞曰:“惟此酒肴,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进,皇帝受胙,以授执事者,出圭,俯伏,兴,再拜,复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彻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读祝官奉祝,奉币官奉币,掌祭官取馔及爵酒,各诣燎所。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解严。

  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仪并同。惟迎神后瘗毛血,祭毕,奉牲帛祝馔而埋之,与郊天异。其冬,奉仁祖配天于南郊,仪同元年。其奠玉帛、进俎、三献,皆先诣上帝前,次诣仁祖神位前,行礼亦如之,惟不用玉。四年定,先祭六日,百官沐浴宿官署。翼日,朝服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祀期遍告百神,后诣各祠庙行香三日。次日,驾诣仁祖庙,告请配享。礼毕,还斋宫。七年,去中严、外办及赞唱上香之缛节,定十二拜礼。十年,改合祀之制,奠玉帛、进俎、三献,俱先诣上帝神位前,次皇地祇,次仁祖,馀悉仍旧仪。

  嘉靖八年,罢各庙焚香礼。九年,复分祀之制,礼部上大祀圆丘仪注:前期十日,太常寺题请视牲。次请命大臣三员看牲,四员分献。前期五日,锦衣卫备随朝驾,帝诣牺牲所视牲。其前一日,常服告于庙。前期四日,御奉天殿,太常寺进铜人如常仪。太常博士请太祖祝版于文华殿,候帝亲填御名捧出。前期三日,帝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诣太庙,请太祖配。帝还易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受誓戒。前期二日,太常光禄卿奏省牲,帝至奉天殿亲填祝版。前期一日免朝,锦衣卫备法驾,设版舆于奉天门。常服告庙,乘舆诣南郊,由西天门入,至昭亨门外降舆。礼部太常官导由左门入,至内壝。太常卿导至圜丘,恭视坛位,次至神库视笾豆,至神厨视牲毕,仍由左门出,升舆,至斋宫。分献陪祀官叩首,礼部太常官诣皇穹宇,请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祭之日,三鼓,帝自斋宫乘舆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舆至神路东大次。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讫,退。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以候。帝具祭服出,导引官导由左灵星门入内。赞对引官导行至内壝,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帝至御拜位,自燔柴、迎神至礼毕,其仪悉如旧。至大次易服,礼部太常官奉神位安于皇穹宇。还斋宫,少憩。驾还,诣庙参拜毕。回宫。诏如拟。

  明年,定方泽仪:先期一日,太常卿请太祖配位,奉安皇祇室。至期,礼部太常官同请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祀毕,太常奉神版、神牌安皇祇室,奉神主还庙寝。馀皆如圜丘仪。

  是年十月,帝将郊祀,谕礼部尚书夏言欲亲行奉安礼。言乃拟仪注以闻:先期择捧主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配殿大臣二员,撰祝文,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前一日行告庙礼,设神舆香案于奉天殿,神案二于泰神殿,神案二于东西配殿,香案一于丹墀正中,设大次于圜丘左门外。是日质明,帝常服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祀神主,各奉安舆中,至圜丘泰神殿门外。帝乘辂至昭亨门,礼官导至泰神殿丹墀。执事官就神舆捧神主升石座,奉安于龛中。帝乃诣香案前,行三献礼如仪。礼毕,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还宫。帝从之,而命行礼用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合礼部堂上官四员。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陟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

  大雩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无常仪。嘉靖八年,春祈雨,冬祈雪,皆御制祝文,躬祀南郊及山川坛。次日,祀社稷坛。冠服浅色,卤簿不陈,驰道不除,皆不设配,不奏乐。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言:“按《左传》‘龙见而雩’。盖巳月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为百谷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雩,禜于南郊之傍。’先臣丘浚亦谓:‘天子于郊天之外,别为坛以祈雨者也。后世此礼不传,遇有旱,辄假异端之人为祈祷之事,不务以诚意感格,而以法术劫制,诬亦甚矣。’浚意欲于郊傍择地为雩坛,孟夏后行礼。臣以为孟春既祈谷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昜时若,则大雩之祭,可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陛下躬行祷祝。”乃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为制一成,岁旱则祷,奉太祖配。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歌之。盖《云门》者,帝尧之乐,《周官》以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也。且请增鼓吹数番,教舞童百人,青衣执羽,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仪,视祈谷礼。又言:“大雩乃祀天祷雨之祭。凡遇亢旱,则礼部于春末请行之。”帝从其议。十七年,躬祷于坛,青服。用一牛,熟荐。

  大飨礼

  明初无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昔羲、农肇祀上帝,或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视夏、殷加详焉。盖圣王事天,如子事父,体尊而情亲。故制为一岁享祀之礼,冬至圜丘,孟春祈谷,孟夏雩坛,季秋明堂,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亲之也。今日创制,古法难寻,要在师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西,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为当。至配侑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犹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物之时也。汉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以高宗配,明皇以睿宗配,代宗以肃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以真宗配,英宗以仁宗配,皆世以递配,此主于亲亲也。宋钱公辅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当时司马光、孙抃诸臣执辨于朝,程、朱大贤倡议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今复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当配之帝,亦惟二说而已。若以功德论,则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若以亲亲论,则献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当配以献皇帝。至称宗之说,则臣等不敢妄议。

  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于奉天殿行,其配帝务求画一之说。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再会议以闻。”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

  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则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朱熹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熹曰:“只当以文王为配。”又曰:“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后来第为严父说所惑乱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今礼臣不能辨严父之非,不举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滥引汉、唐、宋不足法之事为言,谓之何哉!虽然,丰坊明堂之议,虽未可从,而明堂之礼,则不可废。今南、北两郊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亲亲之义始备。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太祖、大宗功德并盛,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今两郊及祈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独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我朝之典礼始备。

  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先议配帝之礼,言:“考季秋成物之指,严父配天之文,宜奉献皇帝配帝侑食。”因请奉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谷。帝从献皇配帝之请,而却文皇议不行。已复以称宗之礼,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言:“《礼》称:‘祖有功,宗有德。’释者曰:‘祖,始也。宗,尊也。’《汉书注》曰:‘祖之称始,始受命也。宗之称尊,有德可尊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肃注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宗尊之说也。古者天子七庙。刘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宗不在数中,宗变也。’朱熹亦以歆之说为然。陈氏《礼书》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数者,礼也。祖功宗德,而无定法者,义也。’此宗无数之说,礼以义起者。今援据古义,推缘人情,皇考至德昭闻,密佑穹旻,宗以其德可。圣子神孙,传授无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宗以其世亦可。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为有德不迁之庙。”帝以疏不言祔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祔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号曰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献皇帝配。殿在宫右乾隅,旧名钦安殿。礼成,礼部请帝升殿,百官表贺,如郊祀庆成仪。帝以大享初举,命赐宴群臣于谨身殿。已而以足疾不御殿,命群臣勿行贺礼。礼官以表闻,并罢宴,令光禄寺分给。

  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礼典,与郊祀并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于玄极宝殿,朕诚未尽。南郊旧殿,原为大祀所,昨岁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谷。明年,礼部尚书费寀以大享殿工将竣,请帝定殿门名,门曰大享,殿曰皇乾。及殿成,而大享仍于玄极宝殿,遣官行礼以为常。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享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为钦安殿。

  令节拜天

  嘉靖初,沿先朝旧仪,每日宫中行拜天礼。后以为渎,罢之。遇正旦、冬至、圣诞节,于奉天殿丹陛上行礼。既定郊祀,遂罢冬至之礼。惟正旦、圣诞节行礼于玄极宝殿。隆庆元年正旦,命宫中拜天,不用在外执事,祭品亦不取供于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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