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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列传·卷二百零二 部分译文

  梅尧臣字圣俞,宋宣州宣城人。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在诗作方面造诣极深。他的诗,有一种深远而淡泊的意境,并常于平淡中显现匠心独运的奇巧。起初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诗才没有被人们发现。后来,梅尧臣以父荫而入官,为河南主簿。当时留守西京的钱惟演发现并惊叹他的才华,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并相互吟诗酬唱,抒发情感。欧阳修也与梅尧臣结为诗友,并自谦不如梅尧臣的写诗才能。梅尧臣因受到知名前辈的夸奖与鼓励愈发兢兢业业,潜心苦读,终于在宋代文坛上名声大振。自宋以来,像梅尧臣那样,专以诗才之名流芳后世的人实不为多。梅尧臣曾对人说“:大凡做诗,要注意立意新颖,语言考究,发前人所未发,感前人所未感。而且,能自如驾驭难写之景,使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能使读者感受到诗句之外深远而美妙的意境。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后世都以为梅尧臣的这些观点十分精辟与精彩。

  梅尧臣曾先后做过德兴县令,建德、襄城知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等地方官。大臣们屡次举荐梅尧臣任馆阁之职,因而梅尧臣得以受皇帝召试,并被赐进士出身。随后升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曾参与修撰《唐书》的工作,可惜书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奏呈皇上,梅尧臣就辞世了。皇帝为了酬答他的功绩,特将他的一个儿子起用为官。

  宝元、嘉..年间,梅尧臣随宋仁宗参加郊庙祭典,并献上赞美诗,还曾向皇帝上书谈振军备战之事。梅尧臣为《孙子十三篇》做过注,撰有《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梅尧臣家庭清贫,他自己喜欢饮酒。名贤及士大夫多与之交往甚密,并常常是带着酒到其家与之共饮。梅尧臣十分健谈,且无所畏惧。嬉笑怒骂之情皆寄寓于诗中,晚年尤其如此。有人曾得到过西南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一件布衣,发现布衣上绣织有梅尧臣的诗句,可见梅尧臣在当时的名声是何等之大了。

  苏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发愤学习,但在参加进士及特殊才学的考测中,都没有如愿以偿,于是苏洵将自己以前的文章全部焚烧,关门闭户苦读诗书,终于精通六经及百家之说,达到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至和、嘉..年间,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将他们父子三人所做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呈给朝廷,朝廷将这些文章刊印出来之后,士大夫们争相传阅,一时间,学者们写文章都仿效苏氏文风。苏洵著有《权书》、《衡论》、《机策》等文。因其文章太多,不可能一一抄录,现将其《心术》、《远虑》二篇文章摘抄于此。

  《心术篇》说:

  做将帅之道,应当首先正心。即使泰山倾覆于眼前也不变脸色,麋鹿出现在身旁也不眨眼睛。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地对付敌人。对于士兵要使之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的士兵,即使以利相诱惑恐怕也不好指挥。只有正义之气可以激励士兵,也只有士兵的正义之气被激发出来之后,才可以跟随将领打好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凡要进行一场战争,必须做到战争之前注意养财,搞好物质准备工作;即将开战的时候要注意养力;战争开始后要注意养气;战争胜利之后,要注意养心。具体说来,所谓养财,就是要谨慎地燃起报警的烽烟,注意派士兵侦察摸清敌人的底细,使老百姓无所害怕,无所惊慌,从而安心种田,发展生产,准备财力;所谓养力,就是要丰厚犒赏士兵,使之养精蓄锐,无精神负担;所谓养气,就是要使士兵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所谓养心,就是用人不尽其所为,以保其有一个正常的心理态势。总之,要让士兵蓄有怒气,怀有欲望,并且不让这种怒气发泄干净,不让这种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有怒气就会有勇气,怒气不尽则勇气不尽。有欲望就会有贪念,欲望不尽则贪念不止。这样一来,即使天下统一了,士兵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发动七十场战争而士兵始终毫不懈怠的原因所在。

  将帅要有智谋和威严,士兵就不要太聪明了,使之愚钝一些为好。因为将帅有智谋就可使士兵感到不可捉摸,深不可测;有威严就使士兵不敢违抗命令;士兵愚钝,就会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将帅,就会效忠将帅而不怕死。大凡调兵遣将,必须做到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可以冒险发奇兵。三国时,魏将邓艾越过悬崖峭壁突然攻击蜀军,如果不是蜀主刘禅的无能,则邓艾的百万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破。邓艾之所以敢这样出奇兵,就是因为他了解刘禅的无能。所以说,古之贤将不仅能以自己的士兵向敌人挑战,而且能通过对其将帅情况的分析试探而摸清敌军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了。

  作为主帅,应该是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所谓知理即是知道战争的意义和目的,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不屈不挠;所谓知势即是知道战争的形势,只有这样,主帅才能胸有成竹,不至于沮丧;所谓知节即是知道掌握战争的节奏及用兵的节度,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伸缩进退自如。主帅应不为小利所动心,不为小患而不安,因为小利小患足以玷辱我军的技艺与本领。要把心思用在处理大利大患方面。只有深怀技艺与本领而又自爱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说,一忍可以应付百勇,一静可以制服百动。

  军队总有长处和短处,这在敌我双方都是一样的道理,试问:“我之所长,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当然不敢与我较量;而我之所短,我收起来不用,敌人也会硬与我争斗,怎么办呢?”答曰:“虽然我有所短,但我如果表现出顽强抗暴的精神,敌人就会怀疑而退却。而对于我之所长,应悄然加以掩蔽,敌人就会因轻视而陷入我之圈套中。此长短之术也。

  善于用兵的将领,要使士兵无所顾忌而有所依恃。士兵无所顾忌才会不怕一死,有所依恃才会对战争充满信心。比如说,如果我们手中拿着短短的一截棒棰,遇到凶猛的老虎时,大家都会呼喊着一起围攻老虎,而如果我们空手无依恃时,即使遇上小小的壁虎也会畏而却步,此乃人之常情,知此者方可为将。即使穿内衣睡觉,但只要你以手按剑,取时刻警惕的态势,则强者也不敢逼近你;相反,即便你穿甲戴盔地靠在武器上入眠而不警惕,那么孩童也可举弓将你射杀。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要始终保持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只有这样,你才能显示出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

  《远虑篇》说:

  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懂得经略之策,精通权术之道,深悟心机之要。拥有黎民,拥有群臣并拥有腹心之臣。经略之策,可让天下黎民人人知晓,权术之道,不可让黎民知道但可让群臣知道,而对于心中之机要,则只能让个别心腹之臣知道。如果圣人不懂运用权力,就不可能办好国家的事务;如果圣人没有心机,就不可能成就万世之功业。这些道理都是不便让天下之民知道的。心机既然不可外泄于群臣,那么皇帝与谁商议定夺呢?显然是心腹之臣,所以说,心腹之臣对于皇帝来说不可一日没有。后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仁义夺取天下,以礼乐守护天下,不免盲目得出“圣人无机”的结论,但是我仍然认为,圣人如果无心机,是不能夺天下与守天下的,只不过三代圣人之心机不如后世圣人心机之诡诈,所以后世之人往往不易轻易发觉。

  有心机,必须要有心腹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这三个心腹之臣都能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所以说,禹、汤、武王之心机与三个心腹之臣相应和才成就了万世之功业。三代以下的齐桓公、晋文公分别有管仲和狐偃为之谋划;此外,吴王阖闾拥有伍子胥,越王勾践拥有范蠡、文种。刘邦在夺天下与守天下的过程中,先后任用过韩信、黥布、彭越、曹参、樊哙、滕公、灌婴、郦生、陆贾、枞公等,然而只让心腹之臣留侯与赞阝侯二人参与奇机密谋。唐太宗的臣子多奇才,然而委之深、任之重者也不过是房玄龄和杜建德二人。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君子有心机可以成就善业,小人有心机可以造就恶业。如果有心机,即使是恶业也可达成;如果无心机,虽然是善业恐怕也难以完成。所以说心腹之臣不可一日没有。司马氏可以说是魏之叛臣贼子,然而他有贾充之徒作为自己的心腹之臣,竟也达成恶业。反观陈胜、吴广,他们可称得上是秦时的英雄,但最终为什么没有成就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心腹之臣没有心机,即使有心机也外泄了。无心机与有心机而外泄,就好比虎豹想吃人而不知道设陷阱,或者是设了陷阱而不知道做好伪装一样。

  有人会说:“所谓心机,只有创业之君才借助于它,作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这真是一种可悲可叹的论调,试问,我们现今的守成之世能与太古之世相比吗?不能,这就说明心机不可不用。况且天下之变常陷伏于所谓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说:“子少国危,大臣未附。”这种景况没有心腹之臣难道不叫人寒心吗?过去,汉高祖临终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刘邦仍嘱咐周勃辅佐孝惠帝、孝文帝。汉武帝临终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纵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稳势,圣人也常有累卵之忧心。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左传》说“:百官总己以听于宰相。”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对他产生怀疑呢?《左传》还说:“五载一巡狩。”如果天子无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时,怎能放心抛开千里之外的京城。又要谁来为他守护京城呢?现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开启心胸,接济缓急。为什么作为天子就不该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听命于下。君臣之间界线分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臣视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而不得亲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视臣子,泊然无抚爱之心。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国家有忧,臣子不以为忧;君主有忧,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子不去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没有自己的尺度,有一个人说某人好就马上任用他,而有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就马上割舍他。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宰相,他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专心以国事为忧呢?外降无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视宰相之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紧急之忧,君臣莫不颠沛流离甚至遭杀身之祸。所以我认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相互之间无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夸奖他我是这样,百人诋毁他我也是这样,仍使他有高贵的爵位,有优厚的俸禄,有十足的权力,然后与他共同商议国家机密大事,共同考虑应付天下之事变。

  宰相韩琦看到苏洵的文章后十分赞赏,并将此文章奏报到朝廷,苏洵因此被召试舍人院,但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到任。于是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正赶上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故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礼书,并撰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书成之后,刚刚上奏而没有得到回音,苏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赐绸、银二百给他家里,但其子苏轼辞退了所赐之钱,只求赠官,因此皇帝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敕令有关部门用船将苏洵的遗体运回四川。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裔,四川人仍以“石室”称其家。文同方口秀眉,以学问著称于世,操行风度高雅纯洁,自号为笑笑先生。他擅长诗歌、文章、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和一种笔画中丝丝露白的飞白书法。文彦博任成都太守时,对他感到惊奇,写信给他说“:与可兄襟怀坦荡,风韵洒落,有如晴云秋月,一尘不染。”司马光、苏轼尤其敬重文同。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文同又善于画竹,他画的竹,开始自己不知道宝贵,后来四方的人都拿着丝绸来请他画竹,人们的足迹不绝于其门。文同非常讨厌这种情况,气愤地将丝绸丢在地上,骂道“:我将要把这些都做成袜子在地上踩。”好事的人就把他这句话传播作为一种口实。文同起初考中进士的时候,逐渐迁升为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又知陵州,后知洋州。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他知湖州,第二年,他到陈州宛丘驿,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停止了呼吸。

  崔公度曾经和文同一起同任过馆职,在京都南面遇见了文同,两人都没有说话,等到将要分别,文同只是说“:明天你还来吗?我要与你话。”崔公度把“话”听成了“画”,以为文同要给他画。第二天再往,文同对他说:“我要与你话。”说完左右查看,好像怕有人听到的样子。崔公度方才恍然大悟,知道文同将要对他有话说,并不是要给他画。文同说:“我听到人们传说人如果平时不乱说一句话,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超过鼻子,你看我的舌头怎样。”于是就吐出舌头,把他的舌头折成三叠像烙的饼一样,又引伸它抵到眉间,崔公度当时大为惊奇。及到京中听说文同已经死了,崔公度才知道他所见到的文同并不是活着的文同。文同虽然死了,但他写的《丹渊集》四十卷却流传于世。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4905455568431.html

《宋史》列传·卷二百零二原文

  ◎文苑五

  ○梅尧臣 江休复 苏洵 章望之 王逢 孙唐卿(黄庠 杨寘附) 唐庚(史伯虎附) 文同 杨杰 贺铸 刘泾 鲍由 黄伯思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询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阴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繇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录其子一人。

  宝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

  江休复,字邻几,开封陈留人。少强学博览,为文淳雅,尤善于诗。喜琴、弈、饮酒,不以声利为意。进士起家,为桂阳监蓝山尉,骑驴之官,每据鞍读书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举书判拔萃,改大理寺丞,迁殿中丞。献其所著书,召试,为集贤校理,判尚书刑部。与苏舜钦游,坐预进奏院祠神会落职,监蔡州商税。久之,知奉符县,通判睦州,徙庐州,复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登闻鼓院,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点陕西路刑狱,入判三司盐铁勾院,修起居注,累迁尚书刑部郎中,卒。

  休复外简旷而内行甚饰,事孀姑如母,所与游皆一时豪俊。为政简易。尝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尝言昭宪太后子孙多流落民间,宜甄录之。著《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所著《权书》、《衡论》、《机策》,文多不可悉录,录其《心术》、《远虑》二篇。

  《心术》曰: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太山覆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待敌。凡兵上义,不义虽利不动。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当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崄。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迁,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敛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远虑》曰: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则谁与议?不议不济,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夫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故后世不得见。

  其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黥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君臣所不与者,唯留侯、酂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则?无腹心之臣,无机也,有机而泄也。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安,田文所谓"子少国危,大臣未附",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

  《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于其间邪?又曰:"五载一巡狩。"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惸惸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执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宰相韩琦见其书,善之,奏于朝,召试舍人院,辞疾不至,遂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赐其家缣、银二百,子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问学,志气宏放。为文辩博,长于议论。初由伯父得象荫为秘书省校书郎,监杭州茶库。逾年辞疾去,求举贤有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书论时政凡万余言,不报。丁母忧,毁瘠过制。服除,浮游江、淮间,犯艰苦,汲汲以营衣食,不自悔,人劝之仕,不应也。其兄拱之知晋江县,忤其守蔡襄,襄怒,诬以赃,贬。望之号泣,力诉于朝。时襄方贵显,事久不得直。望之诉不已,章十余上,起狱数年,朝廷为再劾,卒脱拱之冤,复官如初,望之遂不复仕。覃恩迁太常寺太祝、大理评事。翰林学士欧阳修、韩绛、知制诰吴奎刘敞、范镇同荐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不赴。又除知乌程县,趣令受命,固辞,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卒。

  望之喜议论,宗孟轲言性善,排荀卿、扬雄、韩愈、李翱之说,著《救性》七篇。欧阳修论魏、梁为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礼论》,谓仁、义、智、信、乐、刑、政皆出于礼,望之订其说,著《礼论》一篇。其议论多有过人者。尝北游齐、赵,南泛湖、湘,西至汧、陇,东极吴会,山水胜处,无所不历。有歌诗、杂文数百篇,集为三十卷。

  王逢,字会之,太平州当涂人。其四世祖居岩,仕唐为骁卫长史,遭乱弃官,归居青山。杨行密据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岩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归行密,授以湖州别驾,不遣。一日,行密大会,失居岩,亟使人掩其家,无一人在者。其后有人于嵩山见空石室,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岩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终。子孙仕无显者,至逢,博学能属文,尤长于讲说。

  少举进士不中,去,教授苏州,学者尝数百人。晚始登第,补南雄州军事判官,归为国子监直讲兼陇西郡王宅教授,李玮从学,事之甚谨。岐国公主既降,玮为逢求迁官,且有命,逢辞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为人乐易,笃于朋友,与胡瑗最善。喜著书,有《易传》十卷、《乾德指说》一卷、《复书》七卷。妻陈氏亦有贤行,无子。

  孙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学行,年十七,以书谒韩琦,琦甚器之。与黄庠、杨寘自景祐以来俱以进士为举首,有名一时。唐卿初中第,通判陕州,于吏事若素习。民有母再适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盗母之丧而同葬之。有司论以法,唐卿时权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尔。"乃释之以闻。未几,丁父忧,毁瘠呕血而卒。诏赙其家。

  黄庠字长善,洪州分宁人。博学强记,超敏过人。初至京师,就举国子监、开封府、礼部,皆为第一。比引试崇政殿,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内侍即邸舍抚问,赐以药剂。是时庠名声动京师,所作程文,传诵天下,闻于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归江南五年,以病卒。

  杨寘字审贤,察之弟。少有隽才,庆历二年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既试崇政殿,帝临轩启封,见名,喜动于色,谓辅臣曰:"杨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贺为得人。授将作监丞、通判颍州。未至官,持母丧,病羸卒,特诏赙恤其家。先是,其友梦寘作龙首山人,寘自谓:"龙首,我四冠多士;山人,无禄位之称。我其终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也。善属文,举进士,稍为宗子博士,张商英荐其才,除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坐贬,安置惠州。会赦,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归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为文精密,通于世务,作《名治》、《察言》、《闵俗》、《存旧》、《内前行》诸篇,时人称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传。

  庚兄弟五人,长兄瞻,字望之,后改名伯虎,字长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泸南,伯虎兄弟居母丧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梦收父书,发之,得'亟来'二字,吾父得无他乎?吾心动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趋泸南。"庚未及应,伯虎奋曰:"吾决矣!"起裹粮,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涨,声摇数十里,客舟皆舣岸不敢动,伯虎彷徨堤上,有渔者持小艇系港中,啖以厚利,不许。伯虎超入艇中,叱仆夫解维,渔者不得已,从之。二日半至泸南,父果病甚,见伯虎,大惊,问其故,具告之。父叹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间,伯虎具舟侍父以归。居数日,疾复作,遂卒。

  元符二年,庚以贡举事系狱临邛,语连伯虎,临邛并械之。凡对吏逾年,掠治无完肤,其词确然,一不及庚,以故狱久不具,卒会赦,除之。伯虎性真率,无威仪,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为不可及。伯虎仕于四方,每数年一归,不过旬日复去。后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汉文翁之后,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书同曰:"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司马光、苏轼尤敬重之。轼,同之从表弟也。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初举进士,稍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

  崔公度尝与同同为馆职,见同京南,殊无言,及将别,但云:"明日复来乎?与子话。"公度意以"话"为"画",明日再往,同曰:"与公话。"则左右顾,恐有听者。公度方知同将有言,非画也。同曰:"吾闻人不妄语者,舌可过鼻。"即吐其舌,三叠之如饼状,引之至眉间,公度大惊。及京中传同死,公度乃悟所见非生者。有《丹渊集》四十卷行于世。

  杨杰,字次公,无为人。少有名于时,举进士。元丰中,官太常者数任,一时礼乐之事,皆预讨论。尝议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则僖祖为始祖无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又请孝惠贺后、淑德尹后、章怀潘后皆祖宗首纳之后,孝章宋后尝母仪天下,升祔之礼,久而未讲,宜因慈圣光献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祏室,断天下之大疑,正宗庙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

  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杰同议。杰言大乐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杰议,自制。乐成,诏褒之。元丰末,晋州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邹国公,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下太常议,杰与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复言:"自唐至今,以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一贤从祀,岂必同时人?"诏从礼部议。

  哲宗即位,议乐,又用范镇说。杰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钟磬之非。又论镇以黑黍用秠制律、铜量,叩之不合黄钟,以世无真黍,用太府尺为乐尺,下旧乐三律。详具《乐志》。杰在神宗时与镇异议,至是复攻之,镇之乐律卒不用。元祐中,为礼部员外郎,出知润州,除两浙提点刑狱,卒,年七十。自号无为子,有文集二十余卷,《乐记》五卷。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孙。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掇拾人所弃遗,少加隐括,皆为新奇。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见,终不贬也。

  初,娶宗女,隶籍右选,监太原工作,有贵人子同事,骄倨不相下。铸廉得盗工作物,屏侍吏,闭之密室,以杖数曰:"来,若某时盗某物为某用,某时盗某物入于家,然乎?"贵人子惶骇谢"有之"。铸曰:"能从吾治,免白发。"即起自袒其肤,杖之数下,贵人子叩头祈哀,即大笑释去。自是诸挟气力颉颃者,皆侧目不敢仰视。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元祐中,李清臣执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吴下,稍务引远世故,亦无复轩轾如平日。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无一字误,以是杜门将遂其老。家贫,贷子钱自给,有负者,辄折券与之,秋毫不以丐人。

  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建中靖国时,黄庭坚自黔中还,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为似谢玄晖。其所与交,终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铸自裒歌词,名《东山乐府》,俱为序之。尝自言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且推本其初,出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者,本庆湖也,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改为贺氏,庆湖亦转为镜。当时不知何所据。故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

  刘泾,字巨济,简州阳安人。举进士,王安石荐其才,召见,除经义所检讨。久之,为太学博士,罢知咸阳县,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国子监丞,知处、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书,召对,除职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泾为文务奇怪语,好进取,多为人排斥,屡踬不伸。

  同时有郑少微者,字明举,成都人也,与泾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鲍由,字钦止,处州龙泉人。举进士。尝从王安石学,又亲炙苏轼,故其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徽宗召对,除工部员外郎,居无何,以不合去,责监泗州转般仓。历河东、福建路常平、广西、淮南转运判官,复召为郎。以言者罢,提点元封观。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复奉祠。卒,年五十六。尝注杜甫诗,有文集五十卷。

  黄伯思,字长睿,其远祖自光州固始徙闽,为邵武人。祖履,资政殿大学士。父应求,饶州司录。伯思体弱,如不胜衣,风韵洒落,飘飘有凌云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诵书千余言。每听履讲经史,退与他儿言,无遗误者。尝梦孔雀集于庭,觉而赋之,词采甚丽。以履任为假承务郎。甫冠,入太学,校艺屡占上游。履将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辞,履益奇之。元符三年,进士高等,调磁州司法参军,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艰,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参军,治剧不劳而办。秩满,留守邓洵武辟知右军巡院。

  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初,淳化中博求古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作《刊误》二卷。由是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得其尺牍者,多藏弆。

  又二年,除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改京秩。寻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以修书恩,升朝列,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迁秘书郎。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赝,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逾再考,丁外艰,宿抱羸瘵,因丧尤甚。服除,复旧职。

  伯思颇好道家,自号云林子,别字霄宾。及至京,梦人告曰:"子非久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觉而书之。不逾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学问慕扬雄,诗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骚》一卷。

  二子:诏,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讠乃,右从事郎、福州怀安尉,裒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东观余论》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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