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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五 部分译文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陈亮出生时,目有光芒,成人后,才气超凡。陈亮喜欢谈论兵事,且思维敏捷,论议风生,数千言的文章可一挥而就。陈亮曾经用心考察古人用兵成败之得失,并著有《酌古论》。郡守周葵读此书后,主动与陈亮商讨,从而发现了陈亮的才华,他预言不久的将来,陈亮定为国士,于是将陈亮请为府中上客。后来周葵担任执政,凡遇朝士禀事,必令其拜会陈亮,陈亮因得结交一时之俊杰,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还将《中庸》、《大学》荐与陈亮,说:“读此书,可以精通有关性命之学说。”陈亮接受此书后,经过研究而达到极高的造诣。

  隆兴初年(1163),宋与金议和,天下之人虽有悲伤之情,但也只好无奈地认可这个事实。然而,只有陈亮不以为然。他在获乡试第一名后,向朝廷上《中兴五论》,未受重视,之后,陈亮退修于家,许多学士都聚其门下。他在家中讲学著书达十年之久。

  起初,陈亮曾环视钱塘江水,并发出感叹“:城可灌也。”因为钱塘之地下水与西湖相连。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陈亮改名陈同,并赴朝廷上书曰:

  “唯我中国,禀天地之正气,为天命所钟爱,为人心所向往,是衣冠礼乐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现在,其虽拥有衣冠礼乐之萃,却不得不偏安一隅,虽天命人心未失,然岂能以此为可久安无事的保证呢?天地之正气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驰张,势必有所发泄,况且,天命人心并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长久保持的。

  “国家拥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础,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汉、唐所不曾有的。遥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敌忾,誓不与金贼共存,因而能够于奔败之际而战胜强悍之敌。至秦桧倡邪议以阻抗金行动,大批忠臣义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刚气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来,虽然从西北、中原迁移东南的人们尚在苟且为生,但对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为何等事物。更不谈期望他们能愤故国之耻,而同心协力执戈放箭了。

  “如果说靖康之耻业已久远的话,那么,海陵之祸则发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个奋不自顾,发誓要重振国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无其事,且发一些奇谈怪论,认为陛下好大喜功,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势去力挽狂澜,只得隐忍于今,其间经历了十七年。

  “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之间有相互戕杀之祸,但整个社会尚为安定。但孔子独以为,三纲既已不复存在,则人也异化而为禽兽了。孔子为此奔走呼号,却始终找不到共鸣之声,因而立志写《春秋》,希望以此书扼制乱臣贼子。现今社会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长治久安之道。应使学者学习孔子之道,陛下应有所作为,而不是苟安无为。南师之不出击,于今有多年了,难道是没有一位豪杰能勇于担此重任吗?不是的。因为豪杰要有所表现也必须选择一定的时机。如果国家不能主动奋起抗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由豪杰自觉起来抗敌。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礼乐之文明,祖宗积累之深基,就以为可以久赖天命人心而居安无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以来的圣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落了,而吴、越之国兴于小邦,一度处于主宰其他诸侯的地位。黄池之会,孔子感到甚为痛心,因为它似乎表明中原国家无能人。这是现今儒者所不谈的事情。现在金朝根基已固,我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消灭,而且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也不可轻率地大举出击。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机。臣以为,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两次割地之举,也为人们所首肯。宋金和议,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筹划方略者,他日因老迈只能运筹帷幄,而今日纨绔少年,他日将用以决战疆场,府库充盈,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假使发生战争,我方必败无疑。为什么呢?因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谈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军备到用时才知够不够,平常装满府库不足仗恃。陛下此时庆幸无事,庸俗吏员都可以当官号令,执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认为这些人好使唤,致使许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臣因此说: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现在,如果不通和好,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现在情况不同了,金朝城郭宫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骚动。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使之为国争天下,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晋、楚两国交战于必阝,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攻克庸以来,其国君时常训戒国人说: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不可怠惰戒惧之心。国君还时常训戒士兵说:胜利不可常保,纣王虽战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终也落得丧命无后的下场。’后来,晋、楚休战于宋国,子罕认为‘:战争能威镇邪恶而维护文德,圣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乱臣总是因惧怕而废弃它,这一兴一废之间,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术。如一味舍弃战争,就是一种毁道和欺蒙诸侯的行为。’人心是不能骄惰的,军威是不可废弃的,故虽成、康拥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这也就是李沆极力反对真宗与辽议和的原因所在。况且现今南北成抗衡之势,如废兵以惰人心,使人们安于忘记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顾,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愿,执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陛下为什么不能倡明大义,而断然与金决裂呢?

  “贬损车驾,坐正殿,陛下当痛自悔责,发誓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气,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来,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东征西讨,就会涌现大批人才,盈虚相辅,军粮就有了保证。那些狂妄之辞就会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会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纷纷而出,只待陛下起用。云合响应之形势,非安坐可以得来。臣请为陛下陈说国家立国之本末,且策划今日大有为之方略,论述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提出今日大有为之机谋,愿陛下细听之。

  “唐朝自肃宗、代宗之后,朝廷渐渐失去权柄,而藩镇割据势力大长,他们专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财赋。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许多人才尽心为其效命,终于造成一种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乱。宋太祖当朝后,四方诸国被先后平定,节度使也自愿接受朝廷统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其事,且规定三年一换官,地方财税,统收于漕司,而兵士各归于郡县。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如臂之使指,莫敢有违。凡小官微职,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势遂归一统。京师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国也各有禁军,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揽,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士以标准录取,官以资格晋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奇功。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与中国抗衡,俨然是南北两朝,而无主从之区别。小小澶渊一战,中国之势力被削弱,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因为契丹下征令,是主子的威风,天子供贡,乃臣下之礼节也。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它在立国之初,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为此,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内,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在常规之外,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

  “庆历年间,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然而,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法令也为之变易,这样一来,朝廷就失去了威严;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权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虽然章得象、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无所建树,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庆历新政中,有关破除旧例、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劝农桑、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迎合圣意,但其变法的实质是要收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另行教练以达强兵之目的;是要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度算以达富国之目的。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困乏;均输之法,唯恐商贾之不损折。罪无大小,动则兴狱,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缄口不言;西北两边军政皆委派其亲信统辖,豪杰英伟因而耻于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敛措施使神宗皇帝误以为兵财之数巨大,遂毅然决定南北征伐,结果不仅圣意不能实现,天下之势也毫无振兴。王安石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国之势,症结在于文法太密,事权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依恃,兵财太集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发。神宗误用上述四点以助其势,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遗余力。所以说,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1086~1094)、绍圣(1094~1098)一反一复,正好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帮助和机会,哪里还能指望其能振兴中国以威慑四方呢?

  “南渡以来,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旧法和遗训,虽小有因革增损,但无关举足轻重,如赵鼎等人本来就不懂变通之理,秦桧更无耻事仇,矫饰太平,欺瞒君臣,其罪可杀。陛下愤王业之屈辱于东南一隅,厉志复仇,难免想凭借天下之兵以为强盛,想搜括郡县之利以达富裕。加惠百姓,而使富人无五年之积蓄,不重征税,而使大商无巨万之家藏,国势也日益困竭。臣担心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危急之用。陛下日思夜想,期达中兴日月之功,以纯墨取士,以文法处事,圣断裁制于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只知坐行条令,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致使人才变得日益卑微和卑鄙。臣以为靠文取士,依资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当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针,到太宗时已不能全然应用。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便难以维持社稷国家,臣担心祖宗留下的积累也要失去了。陛下如听臣之建议,则能知晓今日大有为的方略了。

  “五代时的吴国与蜀国皆禀天地之偏气,钱塘更为吴国之一角,唐朝衰落时,钱艫在此地潜心经略,终于建立了吴越国,因为他认为吴国较小,不可能完全独立,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国,宋朝建立后,其子钱亻叔以其家入开封,并主动献出国土。因此,钱塘之地在五代时遭兵难最少,因而在宋立国后的二百年间,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终于独领东南之风骚。到了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其实,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晏安,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坐镇且五十年,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其谷粟、桑麻丝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兽、鱼鳖、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场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向北恢复中原,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荆州、襄阳之地,在春秋时,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而齐、晋不能屈服。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国争雄。其后三百年,光武帝兴起于南阳,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荆楚之士从者如云,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再过百余年,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待荆、襄之气消耗无余时,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荆、襄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二州,人烟稀少,土产卑薄,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其间,而横遭践踏,到如今,此地虽为宋、金分划交据,但往往不被看重。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议者也许以此为忧,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臣以为,荆、襄之地虽为偏方,然而,没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都不发泄的情况,何况其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用。现今如能开垦其地,洗新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荆、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

  “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官僚机构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做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平常以江、淮之军防备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之人,委以经略荆、襄之重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励精图治三、五年,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

  “石晋丧失卢龙,酿成开运之祸,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最终平定了天下。其后,契丹在甲辰(1004)败于澶渊,而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以告太平,为本朝极盛之时。又过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岁即位,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又过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为靖康之祸。也是在祸临之年,天降大任于陛下,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

  “臣非奸佞,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虽有人物如林,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辛卯、壬辰之间(1169),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开始觉悟到,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者,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性命,真不知何者谓之性命。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强兵之术的所谓才臣,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而喜欢信口开河阔论富强,真不知何者谓之富强。陛下洞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感天命,笃于仁爱足以收民心,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此可谓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现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臣因此不胜愤懑,也就不顾卑贱而进献愚策了。”

  陈亮上奏后,孝宗皇帝赫然震动,打算将其奏章张贴于朝堂,以励群臣,并仿用种放受召之旧事,召陈亮上殿,准备起用陈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觌理解陈亮,并想会见陈亮。因曾觌名声不好,故陈亮耻于见他,最后越墙而逃。曾觌因陈亮拒见自己,显得很不高兴,其他大臣特别厌恶陈亮的直言不讳,因而交相沮抑陈亮,乃有都堂审查之命。宰相按皇上旨意,找陈亮询问情况,因话不投机而产生隔阂。

  陈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即安东南一隅,是有大功于国家的。然而,钱塘为浮华奢侈之角落,如欲据此以图恢复中原是十分困难的,加之东南之民多安于现状,如欲依靠他们以图进取则更不容易。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产生了拖延之计,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变样了。臣对此种状况不胜忧愤,因而虔诚做书,献于庙堂,希望能当面向皇帝陛下陈述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方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定大有为之机谋,力求符合太祖经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愿以偿。臣担心天下豪杰胡乱猜测陛下之意向,从而影响云合响应之大势的形成。”

  陈亮又上书说:

  “臣臆想国家维持之计,至今已日见困穷,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至今犹可恃以长久,如能依其本意变通行事,则恢复大业不足为奇。然而变通之道有三种:有可以拖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一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机。形势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聪明超越百代不能达成。臣不敢泄机于大臣面前,然大臣们拱手称旨求问,臣只好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乃国家之奇耻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愤。五十多年来,虽然天下之气渐渐颓堕,不再牢记奇耻大辱,但陛下当与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以发泄其仇恨,使人人如报私仇,此乃《春秋》写卫人杀州吁之用意所在。

  “其二曰:国家之气候,是使天下人循规蹈矩以行事,群臣只求无过,哪有心思施展才华求意外之功呢?

  “其三曰: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取重文轻武的策略,所以本朝是以儒立国,儒道之振兴,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萎靡不振,实在令人厌恶,陛下当与大臣们反其道而教之,使其振作,一旦有急,便不至于缺乏人才,这样做也不违背太祖之本意,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了。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意大致如此。”

  陈亮上书后,皇帝打算起用他,但他笑着说:“我上书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非为了博取一官半职。”遂很快渡江而归。归家后,陈亮整天落魄醉酒,与乡邑之狂士长饮不止,醉酒后说些大话胡话,有犯上之嫌。有一士想陷害陈亮,将其醉酒之后所说的话密报刑部。刑部侍郎何澹曾为考官,没有录取陈亮,陈亮愤愤不平,所以多次骂过何澹,何澹因此怀恨在心,当他得到密报后,即立案审查。陈亮因而入狱,被打得体无完肤,落了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孝宗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密遣左右查访其事。及奏入取旨时,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并抛其牍于地,陈亮遂得免罪。

  陈亮住在家里不多久,其家僮犯杀人之罪,恰巧被杀者曾经侮辱陈亮的父亲陈次尹,因而怀疑为陈亮的指使。此事告于官府后,家僮被打得死去活来,反复数次,仍不服。陈亮也被囚于州监狱。属台官言陈亮罪情严重,移陈亮于大理寺。当时的丞相察觉皇帝有救亮之心,加之辛弃疾、罗点称赞陈亮有才,所以竭力护佑陈亮,陈亮再次免于一死。

  陈亮屡遭大狱后,归家励志读书,所学十分广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崇王通。他曾说:“研究义理之精微,以辨析古今之同异于分秒尺寸之间,推心论礼,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憔悴面容,弯腰驼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疚。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幻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以为尚欠火候。”陈亮之意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云。宋高宗驾崩后,金朝遣使前来吊唁,但金使态度傲慢,不以礼对宋。光宗由旧宅判临安府,陈亮感孝宗之知遇,赴金陵视察形势。之后,陈亮上疏说:

  “有非常之人才,然后可以建立非常之功业。要建非常之功,而只用一般人才,拟平常之计划,做平常之事情,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秦桧以通和于金而误国二十余年,天下之精气已索然无余。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已有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奋斗方向,其有功于社稷者,可谓数说不尽。高宗皇帝年迈时,陛下不想大举北伐,以免惊动高宗慈颜,只能压抑心思,俯首敬老。陛下孝道之盛,可谓史无前例。现在,高宗皇帝已经驾崩,天下之英雄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隐忍仇恨二十年,且积聚了天下之精气,能够在顷刻间消失吗?

  “天下是不可能坐着等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只胜不败,驰骋奔战不宜于年高德尊之人。太子居内为监国,行外曰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此时册命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呢?让他巡视建业,兼统诸司,尽护诸将,设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在宫廷操制人才,协调天下,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肃宗册命广平王之原因所在。

  “高宗与金朝有父兄之仇,生时不能报仇,则死时必寄望于子孙。现在,宋对金礼义有加,且不断奉送金帛宝货;而金朝在高宗驾崩后,仅派一使前来吊唁,其使来后,态度傲慢,如临小邦,所致之哀悼之辞也寥寥数语,且不恭不敬,仁人义士对此痛切心骨,岂能因陛下圣明智勇而咽下这口气呢?

  “陛下若以大义为正道,以抚军之言为可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派太子亲临此地。今年底策划北伐之谋,为了经营好建业,振作天下之士气,陛下当与金决裂。如此一来,陛下的复仇之志将很快得以实现。希望陛下能听一听臣的意见,用其喜怒哀乐之权来鼓动天下。”

  陈亮这篇奏疏的用意在于刺激孝宗恢复信心,而此时孝宗将内禅光宗,陈亮的意见被搁置一旁,朝廷中许多人将陈亮视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特置胡椒于陈亮面前的盘碗中,这是其对待怪异之人的一种方法。宴后,与陈亮同坐一起的人回家后突然暴死,人们怀疑死者是吃了有毒的食物,遂报官备案。当时,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将死。吕天济恨曰“:陈亮指使他们杀我。”县令王恬认为有此事,台官指使监司选酷吏刑讯逼供,但终无所获,陈亮被移往大理寺,众人都以为陈亮必死无疑。少卿郑汝谐在看了陈亮的辩词之后,惊奇地说:“陈亮乃天下奇才。国家如果杀无罪之士,就将上干天和,下伤国脉。”并且极力陈说于光宗,在光宗的干预下,陈亮遂死里逃生。

  不久,光宗策考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义,陈亮以君道师道对答,说“:臣下以为陛下在孝宗皇帝当政的二十八年时间里,无时不在为父皇分忧解难,而问安视寝之余,察言观色,了解到父皇的心思及抱负甚多,并将重大方针身体力行,哪里仅仅是一周看望父皇四次做给京城人看的呢?”当时,光宗因不朝拜皇华宫,正受到群臣进谏,光宗十分反感。陈亮的答卷让光宗喜不自禁,因为陈亮认为光宗是善处父子关系的。本来陈亮获进士策考第三名,但光宗因偏爱这份答卷,将其擢升第一名,后来光宗得知第一名为陈亮,大喜曰:“朕之眼力果然不错。”孝宗在南内,光宗在东宫,闻陈亮获第一名,皆感欢喜,所以赐第告词说“:你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后以论奏动圣上之听,亲阅答卷,嘉奖其一贯所为,擢置进士第一,此乃上天有意遗留于朕也。”之后,陈亮被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还未到任,即突然去世。

  陈亮中进士第回家的时候,其弟陈充前来迎拜,兄弟俩相拥而泣。陈亮对弟说“:假如将来有一天我富贵了,当首先报恩于你,我死的时候也可使先人含笑九泉了。”听者感到黯然神伤。陈亮一生志存经济,讲求信义,与人肝胆相见。与人交谈,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却积极推荐人才。陈亮家境一般,但见奇人寒士就接济衣食,一直坚持这样做。他去世后,吏部侍郎叶适奏请朝廷,破例命补陈亮一子为官。端平初年(1234),赐陈亮谥号曰“文毅”,又提拔其一子为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喜欢著书,不爱写单篇文章。郑樵颇为自负,认为自己不比汉代刘向扬雄差。他常年居在夹氵祭山,过了三十年远离社会人世的艰苦生活。后来,他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并着意搜集奇风异俗的材料,考察古迹历史沿革。旅途中,凡是遇到藏书之家,必然会借宿于此家,直到把人家所藏的可读之书读完才离开。当时,包括宰相赵鼎、张浚在内的士大夫们都十分器重敬仰郑樵。郑樵对六经、诸子百家很感兴趣。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研究,他将自己研究所得撰成书稿,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上呈朝廷,皇帝下诏将其书藏于秘书府,郑樵因此更加奋发学习和研究,二百多人拜他为师,听他讲学。

  由于侍讲卫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被皇帝召见。他向皇帝陈述了自东汉班固以来历代撰著史书的种种弊端。皇帝说“:朕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你能够潜心钻研古学,且自成一家,值得称道,为什么与你相见这么晚呢?”遂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为御史叶义问所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九年(1159),郑樵开始动笔写《通志》,二年后完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朝正隆官制,因要与宋朝官制相参照,所以请求进入秘书省查阅书籍,不久,又因言官议论获罪,此事停罢。金军入侵宋朝时,郑樵说岁星分布在宋方,金朝皇帝将死,后果如其言。宋高宗巡幸建康,命郑樵进呈所著之《通志》,郑樵就在这个时候病故,终年五十九岁,学者将其称为“夹氵祭先生”。

  郑樵喜欢从事分门别类的考证工作,所著的书虽然很宏富,但大多没有多少创见。他一生不怕艰苦枯淡,乐于施予他人,但内心对入仕做官极有兴趣,可以说孜孜以求。这一点曾招来不少微词。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4905455568431.html

《宋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五原文

  ◎儒林六

  ○陈亮 郑樵(林霆附) 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禘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氵祭先生。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

  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论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

  时薛拯、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余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弛负钱一十余万缗。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

  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道传上疏力辨,岘坐免。会胡榘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引疾乞去,不许。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除兵部郎官,辞未就。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

  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笃于践履,气节卓然。于经史未有论著,曰:"学未至,不敢。"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

  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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