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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列传·卷五十四 部分译文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了。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年时好学,每天诵读几千字的文章,仰慕学习孙何写古奥文章。初次参加进士考试,被授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取士考试及格,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推荐他的才华,他升任大理寺丞、绛州翼城知县。杜衍聘请他做永兴司录,凡有公务职事,大小都全部交给孙甫办理。孙甫说:“待我这样,我应该离去。”杜衍听了,不再将细小琐事交给他办。杜衍与他饮酒交谈,孙甫都一定要引经据典地回答,谈论天下的贤才俊杰,一个个品评他们的才能、性格上的特点长处。杜衍说:“我征聘下属官吏,却得到一位益友。”书生们也大多到孙甫这里请教学问。

  调任永昌知县,后任监益州交子务,再升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质钱,人民苦于带着很重的铁钱辗转贸易,所以设想出个书写纸条代替铁钱的办法,以方便经商贸易。转运使认为很多人伪造交子犯法,想废除交子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人铸造,难道因为有人敢犯法私铸铁币,就可以将钱币废除吗?只须严厉惩治伪造者,不应因为小人犯法就废除大有利的事。”后来交子终于没被废除。杜衍做枢密副使,推荐孙甫给朝廷,授任他为秘阁校理。

  这年,皇上下诏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官员提建议。孙甫进献十二条意见,考察祖宗上代的历史事实,来比较当代的政治,看有哪些缺失,再加论述,用来讽谏皇上,名叫《三圣政范》。此后孙甫改任右正言。当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了五六年还不停止,孙甫推究《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变应验的历史,上疏说“:赤雪,就是赤灾,是君主做事舒缓的自然感应。君主做事舒缓,就会使政事松弛懈怠,赏罚不能及时,各部门官员失职,这就会招来大乱。西晋太康(280~289)年间,河阳降赤雪。当时晋武帝怠慢政事,在后宫荒淫酒色。每接见臣下,多只讲些常见的小事,不谈治国的远大谋划,所以招来上天赤灾的怪异,最终导致晋朝大乱。地震,是阴气旺盛的表现。阴气代表的是臣下,是后宫,是四方夷蛮。这三种人不能太强盛,过于强盛就会暗中生变而发生动乱。忻州是赵国的分野,地震震了连续六年。每次地震,就有声音像打雷一样,前代发地震,没有这么长久的。只有唐高宗原来受封在晋地,到他即位,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人请求干政,大臣有阴谋,应在没萌芽时就制住。后来武昭仪专权放肆,几乎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天地发生灾变,固然不是虚假感应,陛下挽救舒缓的过失,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掌握威严祸福,经常做出英明的决断,来威慑邪恶,整肃全国。救治阴气旺盛产生的自然灾变,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严防敌人,对内控制后宫。谨防外敌,就应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图谋战争防备,精细地分析成败得失;严控后宫,就应将所有宫女妃嫔,除负责服侍皇上者外,全部驱逐出宫,而且要裁减对她们恩惠,使之不过分,这才是应付自然灾变的实在办法。”当时契丹、西夏开始强盛,后宫张修媛被宠幸,大臣专政,孙甫因此进谏。

  又说“:修媛恃宠放肆,施恩讨好,祸患已渐渐萌生。皇后,是正嫡妻子,其余都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任用、选择不应超越等级。自古以来宠爱女色,当初不加控制后来不能控制的人,其灾祸悔不可及。”皇帝说:“任用、物色都在有关部门,朕恨不知情。”孙甫说:“世人都说谏臣是耳目官,是用来沟通皇上不知道的信息的。如我所讲的前朝女祸,都记载在史书上,陛下是可以自己去了解的。”

  西夏请求结盟,孙甫上奏论述结盟的一利与四害说:“派兵驻守以来,国用空虚。今天若能与西夏结盟讲和,则边疆守军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征敛也可减轻。这是结盟的一大好处。起初,契丹声称,它曾派使者劝告西夏人叫他们臣服中国。如今和议既已结成,契丹必仗恃它的功劳。去年它就有割地的请求,朝廷已增加每年赔给契丹的钱财,如果它又有新的要求,我们将怎样拒绝呢?这是结盟的一大害处。自国家承平四十年来,军事得不到整治,到边境有警报时,任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因此长久没有成绩。然而近来边疆官员中有才能、智谋和勇敢雄健的人,往往又涌现出来,正在不懈地讲解军事,训练士兵,以增强中国的威严。一旦因为议和而松懈战备,他们又会像从前一样,在危急时必定不能任用。这是结盟的第二大害处。自赵元昊拒不服从朝廷命令,他始终不敢深入关中,就是因为西夏的口角厮口罗等部落没依附他,他担心他们会成为后患。如今中国与赵元昊讲和,他每年获得丰厚的赔偿,必定会全力来制服这两个部落,西夏强大之势,从此开始。这是第三大害处。而且朝廷自恃有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都松弛不加整顿。等到在西方战事接连失败,我军才开始讨论改弦更张,以便挽救从前的弊病。如今见西夏人请求议和,苟且贪求平安无事,他日的祸患,就不可救了。这是第四大害处。所有这些利害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它们。”

  又说:“张子..出使夏州归来,赵元昊又向我朝称臣,然而乞求每年卖给我们青盐十万石,并要在京城买卖贸易各种东西,还要求增加每年送给他们钱财的数量。臣认为西夏盐十万石,价钱不下十多万缗。何况朝廷已许诺每年赐给他们二十五万,如又允许他们卖盐,那么与送给契丹的物资数量相同。让契丹听到这一消息,那他们的贪婪之心又会产生了。况且自从西夏首领德明的时候,就多次乞求给他们出卖青盐放行,先皇帝以为他们乱了法制,不听从。等他们不停地请求,先皇要将德明的弟弟留作人质然后才许可他们,这是用他们难以同意的事,来杜绝他们的念头。大概盐是中国最大的利润,而西夏的盐,味道又超过我国解池出产的盐,并且出产无穷无尽。开了西夏卖盐的禁,这些盐就会大量流到我国民间,无法阻止。并且听张子..讲,赵元昊自拒绝听命以来,便收结人心,每次掠夺所得东西,随即分给下属,这样他的兵力虽然强盛,但费用也随即窘迫。当这个时候,最适宜用计困住他,怎么可急不可待地与他讲和,屈从他的请求呢?”

  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回朝,孙甫建议皇上下诏令韩琦等人,评判陕西四路将领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兵变前,有人告发,大臣没有及时揭露他们。孙甫因此说枢密院正副使应当有罪,枢密使就是杜衍。守边将领刘沪在渭州营建水洛城,总管尹洙因为刘沪不听指挥,将要斩他。大臣中稍微偏向尹洙的意见,孙甫说:“水洛城勾通秦、渭两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该治罪。”因此朝廷罢免尹洙而释免了刘沪。杜衍屡次推荐孙甫,尹洙是与孙甫素来友善的朋友,而孙甫却没留一点情面,他的鲠直光明、公正不阿就是这样。

  孙甫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无术,不可重用。皇帝责怪他,他因此请求调出朝廷到外地任职,皇帝不许。后来又上奏说丁度借面见皇上之机请求升职重用,皇帝说:“丁度未曾向我请求。”丁度则请求与孙甫辩论,并指责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人。孙甫于是以右司谏身份出任邓州知府,后调到安州,历任江东、两浙两处转运使。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许多事不经请示便自行处置。孙甫说:“范公是大臣。但我在这里屈理循情,就不能在别处申张法律。”因此对范仲淹的一切都绳之以法,但退后却称赞他的贤能。后再升职任兵部员外郎,又改做直史馆、陕州知州,调任晋州知州。又升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再升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京任侍读。不久去世,特追赠为右谏议大夫。

  孙甫性格刚直果断,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记》七十五卷。常讲唐朝君臣的事情,来推见当时的治乱,就如身历其境,而听的人也清楚明了,就如亲眼目睹。时人说:“每天读史书,不如一天听孙甫讲述。”《唐史》被国家档案馆收藏。

  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到他的祖父谢懿文,做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后裔成为富阳人。

  他的父亲谢涛,以文学、品行著称,从进士起家,做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造反,攻陷州县,谢涛曾筹划守御的计策。叛军被平息后,他因功升观察推官,后任权知华阳县。叛乱被镇压之后,田园庐舍荒废,皇帝下诏将土地给予那些能占有田土而又上交两倍田租的人,于是肥沃的田土全被豪强大族占领,流民回来却无处可归。谢涛收藏起诏书,全部将田还给旧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回京后,因治理有功被皇上召到长春殿谈话,并命他参加学士院考试。正遇上契丹入侵,宋真宗考虑亲征,当时曹州、濮州多强盗,而契丹扬言要进攻齐州、郓州,皇帝派谢涛任曹州知州。所属各县的赋税大多输送到睢阳补充军队的粮食,这一年大雨成灾,百姓苦于转送粮食,谢涛于是将赋税全部留下不遣送。他上奏说:“江、淮一带漕运,每天经过睢阳,国家可以取漕粮给军队作粮饷。希望将曹州的赋粮留下,再由广济河供给京城。”转运使议论说不行,皇上下诏听从谢涛的奏议。曾出使蜀郡回朝,推举部下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太多了,谢涛说:“如他们有罪,我愿意受连坐。”奉使推举官吏而实行连坐,自谢涛开始。很久以后,因冯拯的推荐,谢涛再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以尚书兵部员外郎身份任直史馆的职务,于是又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去世后灵车所经过的道路,有关官员请求全都毁坏城门、房屋,以便经过车舆和明器物件。谢涛说“:先帝生前乘车封禅祭山时,准备了那么多的祭仪物品,还没听说经过一地时有东西被毁坏撤除,而且又遗诏葬礼时节俭薄葬。如今有关官员制作明器奢侈过度,以致烦劳各州县,这并非先帝的意思,希望下交少府裁减葬礼所用。”进升直昭文馆,累官做到太子宾客。

  谢绛因父亲的关系任秘书省校书郎,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礼郎、汝阴知县。善于议论,喜谈时事,曾上疏论说四民失业的事,洋洋数千言。天禧(1017~1021)中,上疏说宋朝应当以五行中的土德来统治天下。当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求以天为统,以金作为宋朝的品德象征。皇上下诏两院讨论,两制院都说:“用土德,则我朝应越过唐朝继承隋朝,用金德,则应越过五代继承唐朝。而太祖实际上是承受后周的政权,怎么可以不遵循传继的顺序呢?”谢绛、董行父的建议都被废黜不采用。

  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谢绛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升任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遇上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宋仁宗即位,升他为太常博士。他根据郑玄注的《礼经》和唐代旧例认为宣祖皇帝不是受命正式做过皇帝的祖先,不适宜与感生帝一起受祭祀,请求用真宗皇帝来配它。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他的建议是错的。不久他就被调出朝廷,降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年间,全国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发生,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说:

  去年京师发大水,毁坏民房,河水暴涨,几乎淹没城市;今年又受旱灾之苦,百姓因瘟疫病死,田中稻谷焦枯,秋收无望:这都是大灾异。按《洪范》、京房《易传》都认为怠慢祭祀,违背天时,就会水不畅流;政令违犯时节,水性被人破坏,就会毁坏都市,损坏庄稼;掌权管事的人太聪明,诛杀刑罚不合道理,就会发大水杀人;要得到有品德的人却又不重用,这叫作张,张的灾难是饥荒;上下都被蒙蔽,这就叫隔,隔的惩罚是旱灾;上天降下相应的灾难以显示警告,大概就是这样。陛下日夜勤苦,思考杜绝阻止时下灾变的对策,固然应该公布灾情,改变、理顺政策,下自我检讨的诏书,制订顺应时宜的法令,疏通各方面的意见来打开原来的壅塞现象,排斥奸臣以便减少阴暗力量。皇上圣心优柔寡断,因而重要的是改变、振作,号令发下去,没听说有敢阻挡天子心意的人。

  风雨、寒暑在天时上,是最大的信使;这种信使不来到事物上,上天的恩泽没有到达下面百姓,就有水旱灾害发生。近来制定命令,有的刚被人们信任就又改变,正在执行又突然下令停止,却要求风雨也定期及时有信,这可能么?天下这么广,人民这么多,不走出房门,怎能尽知呢?而朝廷大臣,没听说受到过几刻钟的召见,倾吐过只言片语的好建议,皇上周围,从早到晚不是些受宠幸的就是些奸佞的人,上下级都被蒙蔽,那上天报应就会爽验不虚。

  从前两汉的日食、地震、水旱灾变发生时,皇上就会宣布罢免三公大臣,以求警戒恐惧。陛下提升任用宰相辅弼大臣,都是从全国精心挑选,然而国家政治道德并不昌盛,天时也不顺利,难道是大臣辅佐不英明吗?还是陛下的信任不笃诚?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应推心责成,以便彻底发挥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说他不行,就应更选贤良的人。近来奸邪的人易得进升,守正道的人常常困穷,政出多门,习俗喜欢走捷径。圣上的心本要尽得天下的贤能,分别授官任职;而宰相却正在根据资历提拔官吏,没有人提意见、告诉皇上。想要求得到贤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报应,又可应验了。

  如今太阳骄强不减,虫孽渐渐猖炽,黄河肆虐。如果仍循规蹈矩,施行寻常的政策,臣担心不足以换回上天的灵意、回应至高无上的警告。古代,谷不丰收就降低膳食标准,灾祸屡次来临就降低衣服标准,危难的年头,不准涂漆屋顶。希望陛下下诏引咎自责,裁减太官的膳食、回避在寝宫中的朝见,允许士大夫斥责皇上、说皇上忌讳听的话,讥讽批评时病。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无名目的征收,不私施恩泽,改提拔正直有道的人,宣扬道德、教化人民,让天下休养生息。皇上动了至诚之心,博大的恩惠流泽到下层百姓,怎会有时运雨泽方面的艰难呢!

  宋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恰好编修国史,朝廷用谢绛做编修官,史书修成,他升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他父亲谢涛在西京做官,且已老了,他因此请求就便奉养,被调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论述说:“唐朝丽正、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华清宫中。太宗皇帝始修造三馆,另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为它用飞白体书写匾额,又写作赞文刻在秘阁下的石上。景德年间(1004~1007),图书渐渐增多,真宗皇帝便将国库中的四间库房增加做图书室。这两位圣君曾多次光临,亲加慰问,不时召见守卫国家藏书馆的人。当时人人努力学习道术,研究艺文,知道天子非常勤勉地尊崇礼制,而名臣高职,都根据这些来选择。以前它们遭到焚毁,没来得及修葺,有人援引两省的先例,另建外馆,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哗,与民房混杂连接。而大官卫尉,供给却拟定增长,亏待国体、伤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不曾把华丽的车子绕到这里,将美丽的圣足降临,这空荡荡的册府,已有很长时期,没有听到过车马到来的声音了。舆论认为皇上对道德的倾慕不及古代笃诚,对待士子书生也比从前要差。士子们没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请和访问,所以崇尚因循守旧,不激励自己,文化雅士阶层渐渐生出弊病,臣私下为圣朝感到可惜。希望能开辟内馆,恢复景德以前的旧制度。”皇上下诏认可。

  谢绛虽在京城以外做官,仍多次议论国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逞之徒,假托术数,以先生、处士自命,身着短褐头戴秃巾,在朝中勾结权贵亻幸臣,在朝外奔走州县,甚至伪造诏书,傲慢轻视地方官吏,请求皇上严令禁止,把曾经以亲笔手令赏赐给术士们的封号,撤销收回。”

  回朝后任权开封府判官,又说:

  蝗虫遍野,涌入城市,跳到官府寺庙,井里沟中,到处都是。《春秋》上三次记载鲁国的螟灾,《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鲁哀公用田赋名目残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征敛的法律,基本上轻廉公平,据臣所知,似乎是官吏们不很称职才招来灾害。凡今日掌管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专制一方面的权势:有才的掠取功名,用严急作为治理方法,有的仅凭口说,虚伪无实绩,却多次蒙受奖励、任用;愚蠢的只知到期统计簿书,畏首畏尾。这两种人的政治虽殊,然而却同样有害。

  治国重要的在养民,养民关键在选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气氛和谐,灾难就息灭。希望先挑选几十个大州县,下诏公卿以下,被推举任知州太守的人,可以自己征聘所属县的县令和下属官吏,务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资格限制。然后放松约束,允许他们因宜独自决策。以一年为期上报治理状况,再依此决定是留任还是撤去,必定会有改变风气、与官方按资历任职不同的效果。汉代时,皇上下诏向京房询问使灾异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核官吏的功绩作为对策来回答。臣希望陛下广泛询访司法官,废除烦杂苛细的命令;申令财政统计官,减轻聚敛的徭役。不要兴起大的罪案讼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务求清静安宁,保持深沉静默。《传》说:“大灾年的礼节,百官都设置但不治事。是讲要省事。”当今灾气像这样肆虐不止,美好的时刻总不来,这是皇上的灵意被歪曲,皇上的圣言被篡改。

  这时正好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说《诗经?白华》,引申后、褒女以的故事来讽谏,言辞非常恳切。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员外郎。上奏说“:近来用东西越来越奢侈,赏赐过度,宫中需要的费用,去年共计是四十五万缗钱。自今春到四月,则已有二十余万。早先下诏裁减节省费用,但官吏传达文书,只是去寻找咸平、景德时期的账簿。账簿没有保存下来,就不知怎么办。臣以为不如推近及远,逐年考察每年的费用来进行裁减,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间的数字做标准。”

  当初,皇上下诏停止纺织细密的花纹和在衣服背部刺绣,禁止人们穿用这样的衣服,并且说要从宫中开始实行。可不久给宫女们赏赐衣服时,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后苑制作玳瑁器,曾到市上索求龟筒。龟筒是禁物,民间不准拥有,可宫中索求不已。谢绛都建议废除。他又说“:号令多次改变就会伤害国体,是利是害如果偏听一方就会迷惑。请求的人务求各自的建议都能施行,而守管地方的人又深受意见不一的苦。请废除从内宫降旨的做法,所有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通过,然后才施行。”因此又奏上《圣治箴》五篇。

  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完毕,进升为知制诰,后任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考测官员,过去只看有无职田,而不问多少,因此不公平。谢绛考查他们取田的实数,以多少做等级,那些有名无实的人都不用,人们认为这样方便。最初将判礼院的官员改叫知礼仪事,是从谢绛建议、请求后才开始的。

  出使契丹,回朝后,请求任邓州知州。离州城一百二十里,有个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官田。水来得远,水量又小,百姓沾不到利;在堰边筑新土做防堤,俗称为墩,大小墩又有几十个,一年坏多次,每次墩坏总要调百姓筑。奸人储蓄有筑墩用的柴草,为了人为制造急用柴草的时机,往往偷决河堰堤墩,百姓深受其苦。谢绛考查出历史上召信臣所建六门堰的遗迹,在距城三里的地方,它曾堵蓄河水注入钳庐陂,灌溉粮田多达三万顷。谢绛上奏请求批准重新修复此工程,说它可以免除州内人民每年的徭役,将水给予百姓,但未修成他就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谢绛因文学著名一时,他为人有修养、廉洁、宽和有涵容,所到之处,大兴学校,曾奏请在各郡建立学校。在河南修建国子学,教授学生,自远而来就学的有几百人。好接济族人,喜欢宾客,因此,死的时候,家无余财。著有文集五十卷。他的儿子有谢景初、谢景温、谢景平、谢景回。谢景平好学,著有诗书传说数十篇,最后官任秘书丞。谢景回死得很早。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4905455568431.html

《宋史》列传·卷五十四原文

  尹洙 孙甫 谢绛(子景温)叶清臣 杨察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举进士,调正平县主簿。历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举书判拔萃,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有能名。用大臣荐,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戎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为武备不可弛。

  《叙燕》曰:

  战国世,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显德世,虽复三关,尚未尽燕南地。国初,始与并合,势益张,然止命偏师备御。王师伐蜀伐吴,泰然不以两河为顾,是赵、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锐专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顷尝以百万众驻赵、魏,讫敌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战。然我众负城,有内顾心,战不必胜,不胜则事亟矣,故不战未尝咎也。

  原其弊,在兵不分。设兵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势,设覆以待其进。边垒素固,驱民以守之,俾其兵顿坚城之下,乘间夹击,无不胜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敌蓄勇以待战,无他枝梧,一也;我众则士怠,二也;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众傥北,彼遂长驱无复顾忌,四也;重兵一属,根本虚弱,纤人易以干说,五也;虽委大柄,不无疑贰,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失于应变,六也。兵分则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

  胜败兵家常势。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苻坚淝水、哥舒翰潼关是也。是则制敌在谋不在众。以赵、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战。分而帅之,将得专制,就使偏师挫衄,他众尚奋,讵能系国安危哉?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败也。昔者六国各有地千里,师败于秦,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守国之固也。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新造之势也。以天下之广谋其国,不若千里之固,而袭新造之势,侥幸于一战,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诵习,谓百世不复用,非甚妄者不谈。然兵果废则已,傥后世复用之,鉴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胜败云。

  《息戍》曰:

  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虽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西汉先零,东汉烧当,晋氐、羌,唐秃发,历朝侵轶,为国剧患。兴师定律,皆有成功,而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用裁五十四亿,而剪灭殆尽。今西北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骑卒与冗卒,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白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平世屯戍,且犹若是,后虽有他警,不可一日辍去,是十万众,有增而无损期也。国家厚利募商入粟,倾四方之货,然无水漕之运,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岁不常登,廪有常给,顷年亦尝稍匮矣。傥其乘我荐饥,我必济师,馈饟当出于关中,则未战而西垂已困,可不虑哉?

  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为今之计,莫若籍丁民为兵,拟唐置府,颇损其数。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然止极塞数郡,民籍寡少,不足备敌。料京兆西北数郡,上户可十余万,中家半之,当得兵六七万。质其赋无他易,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畜马者又蠲其杂徭。民幸于庇宗,乐然隶籍。农隙讲事,登材武者为什长、队正,盛秋旬阅,常若寇至。以关内、河东劲兵傅之,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兵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其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慑。《兵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庙胜之策乎?

  又为《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凡《杂议》共九篇上之。

  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洙数上疏论兵,请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边事,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特出睿断,以重边计。又请减并栅垒,召募土兵,省骑军,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时诏问攻守之计,竦具二策,令琦与洙诣阙奏之。帝取攻策,以洙为集贤校理。洙遂趋延州谋出兵,而仲淹持不可。还至庆州,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趋镇戎军赴救,未至,贼引去。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当时言者谓福之败,由参军耿傅督战太急。后得傅书,乃戒福使持重,毋轻进。洙以傅文吏,无军责而死于行阵,又为时所诬,遂作《悯忠》、《辨诬》二篇。

  未几,韩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贤院。上奏曰:

  汉文帝盛德之主,贾谊论当时事势,犹云可为恸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尚以陈胜亡秦、六卿篡晋为戒。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秦二世时,关东盗起。或以反者闻,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尽,不足忧,乃悦。隋炀帝时,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隐贼数,不以实闻,或言贼多者,辄被诘。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故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孰与汉文?威制四夷,孰与汉武?国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爱民,诚万万于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虏,北有强大之邻,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

  自西夏叛命四年,并塞苦数扰,内地疲远输。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此之时,陛下宜夙夜忧惧,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陛下延访边事,容纳直言,前世人主。勤劳宽大,未有能远过者。然未闻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滥,赐与不节。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尔,非有难动之势也。而因循不革,弊坏日甚。臣谓陛下不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者,以此。

  未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异时民间,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视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之,年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诎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

  夫爵赏,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时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缘以求恩泽,从中而下谓之"内降"。臣闻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名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贤而才者,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何必袭"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从之,则坏陛下纲纪;不从,则沮陛下德音。坏纲纪,忠臣所不忍为;沮德音,则威柄轻于上。且尽公不阿,朝廷所以责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挠之,而欲责大臣之不私,难矣。此恩宠过滥之弊也。

  夫赐予者,国家所以勤功也。比年以来,嫔御及伶官、太医之属,赐予过厚。民间传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积聚。陛下用之,不甚爱惜,今之所存无几。疏远之人,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但见取于民者日烦,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广,帑藏之积,未必悉为赐予所费,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独见陛下行事感动尔。往岁闻边将王珪,以力战赐金,则无不悦服;或见优人所得过厚,则往往愤叹。人情不可不察,此赐予不节之弊也。

  臣所论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从谀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独四夷之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然后忠谋渐进,纪纲渐举,国用渐足,士心渐奋。边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恶闻忠言所以亡,远法汉王不讳危乱所以存,日亲盛德,与民更始,则天下幸甚。

  仁宗嘉纳之。

  改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前此屡困于贼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罢之。时戩已解四路。而奏沪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沪,不至;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于是谕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戩论奏不已,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又徙晋州,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会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徙监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阳访医,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韩琦为洙言,乃追复故官,及官其子构。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其为文简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费,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初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为蔡州汝阳县主簿。再举进士及第,为华州推官。转运使李纮荐其材,迁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杜衍辟为永兴司录,凡吏职,纤末皆倚办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闻之,不复以小事属甫。衍与宴语,甫必引经以对,言天下贤俊,历评其才性所长。衍曰:"吾辟属官,得益友。"诸生亦多从甫学问。

  徙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再迁太常博士。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后卒不能废。衍为枢密副使,荐于朝,授秘阁校理。

  是岁,诏三馆臣僚言事。甫进十二事,按祖宗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论述以为讽谏,名《三圣政范》。改右正言。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范五行传》及前代变验,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缓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晋太康中,河阴降赤雪。时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宫。每见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经国远图,故招赤眚之怪,终致晋乱。地震者,阴之盛也。阴之象,臣也,后宫也,四夷也。三者不可过盛,过盛则阴为变而动矣。忻州赵分,地震六年。每震,则有声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晋,及即位,晋州经岁地震。宰相张行成言,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宜制于未萌。其后武昭仪专恣,几移唐祚。天地灾变,固不虚应,陛下救纾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时出英断,以慑奸邪,以肃天下。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谨戎备,则切责大臣,使之预图兵防,熟计成败;制后宫,则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尽出之,且裁节其恩,使无过分,此应天之实也。"时契丹、西夏稍强,后宫张修媛宠幸,大臣专政,甫以此谏焉。

  又言:"修媛宠恣市恩,祸渐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余皆婢妾尔。贵贱有等,用物不宜过僣。自古宠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其祸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尔。"甫曰:"世谓谏臣耳目官,所以达不知也。若所谓前世女祸者,载在书史,陛下可自知也。"

  夏国乞盟,甫上一利、曰害曰:"宿兵以来,国用空耗。今若与之约和,则边兵可减,科敛可省。其为利一也。始,契丹声言,尝遣使谕西人使臣中国。今和议既成,必恃其功。去岁有割地之请,朝廷已增岁赂,若更有求,将安拒之?其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饬,及边鄙有警,而用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故久无成功。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往往复出,方在讲训不懈,以张中国之威。一旦因议和弛备,复如曩日,缓急必不可用。其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今中国与之和,获岁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为始。其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势,法令纪纲,弛而不葺。及西戎累败,王师始议更张,以救前弊。今见戎人请和,苟贪无事,他时之患,不可救矣。其为害四也。凡利害之机,愿陛下熟图之。"

  又言:"张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复称臣,然乞岁卖青盐十万石,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仍求增岁给之数。臣以谓西盐数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余万缗。况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若又许其卖盐,则与遗契丹物数相当。使契丹闻之,则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时,累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请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是则以彼难从之事,杜其意也。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兼闻张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来,收结人心,钞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当此之时,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曲徇其请乎?"

  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还朝,甫建议请诏琦等,条四路将官能否,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变前,有告者,大臣不时发之。甫因言枢密使副当得罪,使,乃杜衍也。边将刘沪城水洛于渭州,总管尹洙以沪违节度,将斩之。大臣稍主洙议,甫以谓:"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释沪。衍屡荐甫,洙与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鲠亮不私如此。

  甫尝言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亡术,不可用。帝难之,由是求补外,不许。其后奏丁度因对求进用,帝曰:"度未尝请也。"度乞与甫辩,且指甫为宰相杜衍门人。乃以右司谏出知邓州,徙安州,历江东、两浙转运使。

  范仲俺知杭州,多以便宜从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于此,则不得伸于彼矣。"一切绳之以法,然退未尝不称其贤。再迁尚书兵部员外郎,改直史馆、知陕州,徙晋州。为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为侍读。卒,特赠右谏议大夫。

  甫性劲果,善持论,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

  谢绛,字希深,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县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父涛,以文行称,进士起家,为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反成都,攻陷州县,涛尝画守御之计。贼平,以功迁观察推官,权知华阳县。乱亡之后,田庐荒废,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与之,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涛收诏书,悉以田还主。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还,以治行召对长春殿,命试学士院。会契丹入寇,真宗议亲征,时曹、濮多盗,而契丹声言趋齐、郓,以涛知曹州。属县赋税多输睢阳助兵食,是岁霖潦,百姓苦于转送,涛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运,日过睢阳,可取以饷军。愿留曹赋繇广济河以馈京师。"转运使论以为不可,诏从涛奏。尝使蜀还,举所部官三十余人。宰相疑以为多,涛曰:"有罪,愿连坐之。"奉使举官连坐,自涛始。久之,用冯拯荐,复召试,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遂兼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山陵灵驾所经道路,有司请悉坏城门、庐舍,以过车舆象物。涛言:"先帝车驾封祀,仪物大备,犹不闻有所毁撤,且遗诏从俭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劳州县,非先帝意,愿下少府裁损之。"进直昭文馆,累官至太子宾客。

  绛以父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举进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累数千言。天禧中,上疏谓宋当以土德王天下。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用天为统,以金为德。诏两制议,皆言:"用土德,则当越唐上承于隋;用金德,则当越五代绍唐。而太祖实受终周室,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绛、行父议皆黜不用。

  杨亿荐绛文章,召试,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丁母忧,服除,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用郑氏《经》、唐故事议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请以真宗配之。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以为不可。寻出通判常州。天圣中,天下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绛上疏曰:

  去年京师大水,败民庐舍,河渠暴溢,几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谷焦槁,秋成绝望:此皆大异也。按《洪范》、京房《易传》皆以为简祭祀,逆天时,则水不顺下;政令逆时,水失其性,则坏国邑,伤稼穑;颛事者知,诛罚绝理,则大水杀人;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上下皆蔽,兹谓隔,其咎旱:天道指类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时变,固宜策告殃咎,变更理化,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导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

  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信不及于物,泽不究于下,则水旱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广,万几之众,不出房闼,岂能尽知?而在廷之臣,未闻被数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泽即佞幸,上下皆蔽,其应不虚。

  昔两汉日食、地震、水旱之变,则策免三公,以示戒惧。陛下进用丞弼,极一时之选,而政道未茂,天时未顺,岂大臣辅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笃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责成,以极其效;谓之不然,则更选贤者。比来奸邪者易进,守道者数穷,政出多门,俗喜由径。圣心固欲尽得天下之贤能,分职受业;而宰相方考贤进吏,无敢建白。欲德不用之应,又可验矣。

  今阳骄莫解,虫孽渐炽,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寻常之政,臣恐不足回灵意、塞至戒。古者,谷不登则亏膳,灾屡至则降服,凶年不涂塈。愿下诏引咎,损太官之膳,避路寝之朝,许士大夫斥讳上闻,讥切时病。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勿崇私恩,更进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诚动乎上,大惠浃于下,岂有时泽之艰哉!

  仁宗嘉纳之。

  会修国史,以绛为编修官,史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时涛官西京,且老矣,因请便养,通判河南府。又论:"唐室丽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华清宫内。太宗皇帝肇修三馆,更立秘阁于升龙门左,亲为飞白书额,作赞刻石阁下。景德中,图书浸广,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库。二圣数尝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两省故事,别建外馆,直舍卑喧,民櫩丛接。大官卫尉,供拟滋削,亏体伤风,莫兹为甚。陛下未尝迂翠华、降玉趾,寥寥册府,不闻舆马之音,旷有日矣。议者以谓慕道不笃于古,待士少损于前。士无延访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渐弊,窃为圣朝惜之。愿辟内馆,以恢景德之制。"诏可。

  绛虽在外,犹数论事。奏言:"近岁不逞之徒,托言数术,以先生、处士自名,秃巾短褐,内结权幸,外走州邑,甚者矫诬诏书,傲忽官吏。请严禁止。尝以墨敕赐封号者,追还之。"

  还权开封府判官,言:

  蝗亘田野,坌人郛郭,跳掷官寺,井郾皆满。鲁三书螟,《谷梁》以为哀公用田赋虐取于民。朝廷敛弛之法,近于廉平,以臣愚所闻,似吏不甚称而召其变。凡今典城牧民,有颛方面之执:才者掠功取名,以严急为术,或辩伪无实,数蒙奖录;愚者期会簿书,畏首与尾。二者政殊,而同归于弊。

  夫为国在养民,养民在择吏,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愿先取大州邑数十百,诏公卿以下,举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属县令长,务求术略,不限资考。然后宽以约束,许便宜从事。期年条上理状,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风迹,异乎有司以资而任之者焉。汉时,诏问京房灾异可息之术,房对以考功课吏。臣愿陛下博访理官,除烦苛之命;申敕计臣,损聚敛之役。勿起大狱,勿用躁人,务静安,守渊默。《传》曰:"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气不弭,嘉休不至,是灵意讠谰,而圣言罔惑欤。

  会郭皇后废,绛陈《诗白华》,引申后、褒姒事以讽,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兵部员外郎。上言:"迩来用物滋侈,赐予过制,禁中须索,去年计为缗钱四十五万。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余万。比诏裁节费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书。簿书不存,则无所措置。臣以谓不若推近及远,递考岁用而裁节之,不必咸平、景德为准也。"

  初,诏罢织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赐衣,复取于有司。又后苑作制玳瑁器,索龟筒于市。龟筒,禁物也,民间不得有,而索不已。绛皆论罢之。又言:"号令数变则亏国体,利害偏听则惑聪明。请者务欲各行,而守者患于不一。请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然后施行。"因进《圣治箴》五篇。

  以父忧去,服除,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拟官,旧视职田有无,不问多寡,以是不均。绛为核其实,以多寡为差,其有名而无实者皆不用,人以为便。初改判礼院为知礼仪事,自张绛建请。

  使契丹,还,请知邓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阳堰,引湍水溉公田。水来远而少,利不及民;滨堰筑新土为防,俗谓之墩者,大小又十数,岁数坏,辄调民增筑。奸人蓄薪茭,以时其急,往往盗决堰墩,百姓苦之。绛按召信臣六门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钳庐陂,溉田至三万顷。请复修之,可罢州人岁役,以水与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

  绛以文学知名一时,为人修洁酝藉,所至大兴学舍,尝请诸郡立学。在河南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锭而至者数百人。好施宗族,喜宾客,以故,卒之日,家无余赀。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学,著诗书传说数十篇,终秘书丞。景回早卒。

  景温字师直。中进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东转运判官。兴宣城百丈圩,议者以为罪,降通判、知涟水军。神宗初,知谏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点江西刑狱。历京西、淮南转运使。

  景温平生未尝仕中朝,王安石与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安石方恶苏轼,景温劾轼向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苏颂等论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为辨于前。已而事下台,景温难违众议,始云定当追服。又言薛向不当得侍从,王韶边奏诬罔,浸失安石意,然犹以尝助己,但改直史馆兼侍读。不敢拜,出知邓州。

  逾年,进陕西都转运使,以不奉司农约束,改知邓、襄、澶三州,加直龙图阁,判将作监。转右谏议大夫、知潭州。章惇开五溪,景温协力拓筑,论功进官,召拜礼部侍郎。复出知洪州、应天府、瀛州。

  元祐初,进宝文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未满岁,御史中丞刘挚言其非拨烦吏。右司谏王觌言:"瀛州妖妇李自称事九仙圣母,能与人通语言,谈祸福。景温在郡为所惑,礼饷甚厚,遣十兵挈之入京。数遣子慥至其处;补李婿为小史,使出入官府,崇大声势;至纵嬖妾之弟,醉欧市人。为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谴。"于是罢知蔡州。

  三年初,置权六曹尚书,以为刑部。刘安世复论之,改知郓州,再历永兴军。时章惇为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终未顺命,宜罢分画,以马迹所至为境。惇用其说,徙知河阳,卒,年七十七。

  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父参,终光禄卿。清臣幼敏异,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还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盐铁判官。

  上言九事:请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兴太学,选置博士,许公卿大臣子弟补学生;重县令;诸科举人取名大义,责以策问;省流外官,无得入仕;听武臣终三年之丧;罢度僧;废读经一业;训兵练将,慎出令,简条约。词多不载。出知宣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进直史馆。

  是冬,京师地震,上疏曰:"天以阳动,君之道也;地以阴静,臣之道也。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坏庐寺,杀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东,弥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诚大异也。属者荧惑犯南斗,治历者相顾而骇。陛下忧勤庶政,方夏泰宁,而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启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为异,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谓消复之实也。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许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会诏求直言,清臣复上疏言大臣专政,仁宗嘉纳之。清臣请外,为两浙转运副使。并太湖有民田,豪右据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诉。尝建请疏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民赖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官院,判国子监。

  时陕西用兵,上言:"当今将不素蓄,兵不素练,财无久积。小有边警,外无骁将,内无重兵。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脱不幸戎马猖突,腹内诸城,非可以计术守也。自元昊僣窃,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间一岁矣。而屯戍无术,资粮不充,穷年畜兵,了不足用,连监牧马,未几已虚。使蚩蚩之甿无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变诈亡穷,岂宜乘即时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将泰然自处,则后日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元昊围延州,既解去,钤辖内侍卢守勤与通判计用章更讼于朝。时内侍用事者,多为守勤游说,朝廷议薄守勤罪,而流用章岭南。清臣上疏曰:"臣闻众议,延州之围,卢守勤首对范雍号泣,谋遣李康伯见元昊,为偷生之计。计用章以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语。自元昊退,守勤惧金明之失、二将之没,朝廷归罪边将;又思仓卒之言,一旦为人所发,则祸在不测。遂反覆前议,移过于人,先为奏陈,冀望取信。正如黄德和诬奏刘平,欲免退走之罪。寻闻计用章亦疏斥守勤事状,诏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牲赦守勤。此必有议者结中人、惑圣听,以为方当用师边陲,不可轻起大狱。臣观前史,魏尚、陈汤虽有功,尚不免削爵,罚作案验吏士。何况拥兵自固,观望不出,恣纵羌贼,破一县,擒二将。大罪未戮,又自蔽其过,矫诬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设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勤谋见贼之行,乃是归款。二者之责,孰重孰轻,望诏彦博鞫正其狱。苟用章之状果虚,守勤之罪果白,用章更置重科,物论亦允。无容偏听一辞,以亏王道无党之义。"其后狱具,守勤才降湖北兵马都监。

  时西师未解,急于经费,中书进拟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选中。帝曰:"叶清臣才可用。"擢为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始奏编前后诏敕,使吏不能欺,簿帐之丛冗者,一切删去。内东门、御厨皆内侍领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问,乃为合同以检其出入。清臣与宋庠、郑戩雅相善,为吕夷简所恶,出知江宁府。逾年,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丁父忧,言者以清臣为知兵,请起守边。及服除,宰相陈执中素不悦之,即除翰林侍读学士、知邠州。道由京师,因请对,改澶州,进尚书户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兴军,浚三白渠,溉田逾六千顷。

  仁宗御天章阁,召公卿,出手诏问当世急务。清臣闻之,为条对,极论时政阙失,其言多劘切权贵。且曰:"陛下欲息奔竞,此系中书。若宰相裁抑奔竞之流,则风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则贪荣冒进,激成浑波。向有职在管库,日趋走时相之门。入则取街谈巷言,以资耳目;出则窃庙谟朝论,以惊流辈。一旦皆擢职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竞踵此风,出入权要之家,时有'三尸'、'五鬼'之号。乃列馆职,或置省曹。且台谏官为天子耳目,今则不然,尽为宰相肘腋。宰相所恶,则捃以微瑕,公行击搏;宰相所善,则从而唱和,为之先容。中书政令不平,赏罚不当,则箝口结舌,未尝敢言。人主纤微过差,或宫闱小事,即极言过当,用为讦直。供职未逾岁时,迁擢已加常等。宋禧为御史,劝陛下宫中畜犬设棘,以为守卫。削弱朝体,取笑四夷,不加诃谴,擢为谏官。王达两为湖南、江西转运使,所至苛虐,诛剥百姓,徒配无辜,特以宰相故旧,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长奔竞也。"其他所列利害甚众。

  会河决商胡,北道艰食,复以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旧制,有三司使、权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权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户部副使向传式不职,奏请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访近臣以备边之策。清臣上对,略曰:

  陛下临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尝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频岁为患者,岂非将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为陛下张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单于不敢仰视。郅都临代,匈奴不敢犯边。今内则辅相寡谋,纲纪不振;外则兵不素练,将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内侮也。庆历,刘六符来,执政无术略,不能折冲樽俎,以破其谋。六符初亦疑大国之有人,藏奸计而未发。既见表里,遂肆陆梁。只烦一介之使,坐致二十万物,永匮膏血,以奉腥膻。此有识之士,所以为国长太息也。

  今诏问:"北使诣阙,以伐西戎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闻誓书所载,彼此无求。况元昊叛边,累年致讨,契丹坐观金鼓之出,岂有毫发之助?今彼国出师,辄求我助,奸盟违约,不亦甚乎?若使辩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战,以破其谋,我直彼曲,岂不惮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灾伤之余,野无庐舍,我坚壁自守,纵令深入,其能久居?既无所因之粮,则亟当遁去。然后选择骁勇,遏绝归师,设伏出奇,邀击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败矣。

  诏问:"辅翊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敦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谙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戩。方面之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达有方略者,莫如孙沔。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沉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此可补偏裨者也。

  诏谓:"朔方灾伤,军储缺乏。"此则三司失计置,转运使不举职,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来者又复不追,臣未见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虑、办职事,一与贾昌朝违戾,遂被移徙,军储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计度市籴,而昌朝执异议,仲春尚未与夺,财赋何缘得丰?先朝置内帑,本备非常。今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缓急不以为备,则臣不知其所为也。至如粒食之重,转徙为难,莫若重立爵等,少均万数,豪民诖误,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办。夫能俭啬以省费,渐致于从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请厚奉,或身为内供奉而有遥刺之给,或为观察使便占留后之封,幸门日开,赐予无艺,若令有司执守,率循旧规,庶几物力亦获宽弛。

  诏问:"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尝陈监牧之弊,占良田九万余顷,岁费钱百万缗。天闲之数,才三四万,急有征调,一不可用。今欲不费而马立办,莫若赋马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养马者复其一丁。如此,则坐致战马二十万匹,不为难矣。

  时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阴输北道者七十余万;又请发大名库钱,以佐边籴。而安抚使贾昌朝格诏不从,清臣固争,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两中之,乃徙昌朝郑州,罢清臣为侍读学士、知河阳。卒,赠左谏议大夫。

  清臣天资爽迈,遇事敢行,奏对无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给奉;及承祐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妻以不加封,请增月给,清臣执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军,妻又诸王女,当优之。"清臣曰:"是终为侥幸。"遂卷其奏置怀中,不行。数上书论天下事,陈九议、十要、五利,皆当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为集贤校理。

  杨察,字隐甫。其先晋人,从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钧,始从孟昶归朝。钧生居简,仕真宗时,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尝官庐州,遂为合肥人。居简生察,景祐元年,举进士甲科,除将作监丞、通判宿州。迁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出知颍、寿二州,入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盐铁、度支勾院,修起居注,历江南东路转运使。属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为右正言、知制诰,权判礼部贡院。时上封者请罢有司糊名考士,及变文格,使为放轶以袭唐体。察以谓:"防禁一溃,则奔竞复起。且文无今昔,惟以体要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选之法。"前议遂寝。

  晏殊执政,以妻父嫌,换龙图阁待制。母忧去职,服除,复为知制诰,拜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论事无所避。会诏举御史,建言:"台属供奉殿中,巡纠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乱良直之臣。今举格太密,公坐细故,皆置不取,恐英伟之士,或有所遗。"御史何郯以论事不得实,中书问状。察又言:"御史,故事许风闻;纵所言不当,自系朝廷采择。今以疑似之间,遽被诘问,臣恐台谏官畏罪缄默,非所以广言路也。"

  又数以言事忤宰相陈执中。未几,三司户部判官杨仪以请求贬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虽去官,犹罢知信州。徙扬州,复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兼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加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再迁礼部侍郎,复权知开封府,复兼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三司有狱,辞连卫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诏移开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罢三司,乃迁户部侍郎兼三学士,提连集禧观,进承旨。逾年,复以本官充三司使。饵钟乳过剂,病痈卒。赠礼部尚书,谥宣懿。

  察美风仪。幼孤,七岁始能言,母颇知书,尝自教之。敏于属文,其为制诰,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致有体,当世称之。遇事明决,勤于吏职,虽多益喜不厌。痈方作,犹入对,商画财利,归而大顿,人以为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无子,以兄子庶为嗣。

  弟寘,举进士第一,通判润州,以母忧不赴,毁瘠而卒。时人伤之。

  论曰:当仁宗在位时,宋兴且百年,海内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侥幸之弊多。自西陲用兵,关中困扰,天子悯劳元元,奋然欲用群材以更内外之治,于时俊杰辈出。尹洙崎岖兵间,亦颇论天下之事。孙甫驰骋言路,咸以文学、方正知名。绛文词议论,尤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后,清臣、察繇进士高等,不数年致位侍从,立朝謇謇,无所附丽,为一时名臣。岂非出于上之所自擢,故奋励不挠,以图报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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