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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书·徐胡二王传 译文

  (徐邈传、胡质传、王昶传、王基传)

  徐邈传,徐邈,字景山,燕国蓟县人。曹操平定河朔时,任徐邈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县令,后来到洛阳任东曹议令史。魏国刚建立时,任尚书郎。

  当时法令禁止酗酒,但徐邈常私下痛饮以至于酩酊大醉。校事赵达询问政事,徐邈称他是“中圣人”。赵达把这话传给曹操,曹操很是恼怒。度辽将军鲜于辅劝说道:“平常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谨慎,这不过是酒醉胡言乱语罢了。”结果没有被判刑。徐邈后来任陇西太守。转任南安太守。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历任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到之处,都留下很好的名声,被赐予关内侯爵位。文帝巡视许昌,问徐邈:“还充任中圣人吗?”徐邈回答说:“从前子反在谷阳喝醉酒,半夜逃跑;御叔饮酒被罚以重赋。臣的嗜好和这二人相同,不能自我克制,所以时常喝酒。但相反却能常常因此而得到赏识。”文帝大笑,对身边的人说:“果然名不虚传。”转任抚军大将军军师。魏明帝认为凉州较偏远,和西蜀接壤,就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并持有朝廷符节任护羌校尉。任职后,正赶上诸葛亮率兵出祁山,陇右三郡相继反叛。

  徐邈派遣参军以及金城太守等部攻打南安叛贼,取得胜利。河右地区少雨,常因无粮苦恼。徐邈上书修武威、酒泉盐池,用以收藏敌人的粮食,又开凿水渠,招募贫民租种土地,使得家家丰足,仓库盈满。又支取州中一部分的军费,用来交换金帛犬马,供给中原人消费。同时逐步收缴民间私藏武器,统一保管,然后宣讲仁义,建立学校,禁止丰厚的葬礼,限制过度的祭祀。扬善惩恶,社会风尚大为改观,百姓心悦诚服。与西域的交往,边远少数民族的进贡,这些都是徐邈的功绩。后因讨伐反叛的羌人柯吾有功,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称号。徐邈和羌人、胡人打交道,从不过问他们小的过失,但如果犯了大罪,先通报部帅。让他们知道,然后斩首以示众,因此深得百姓信服和敬畏。凡是朝廷赏赐给他的东西,他都分给将士,从不拿回自家。自己的妻子女儿却常常衣食不足。天子得知了很是赞赏,便常给他家里提供衣食等物。他惩治邪恶,修正冤假错案,一州之内,秩序井然。

  正始元年(240),回洛阳任大司农,转任司隶校尉,其他官吏都很敬畏他。后因公事离开官职。又任光禄大夫。几年后被升做司空。徐邈感叹道:“三公是论道的官位,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怎能让我年老且多病的人去担任呢?”于是坚决辞让。嘉平元年(249),他七十八岁,寿终正寝,这时身为大夫,按公礼埋葬,谥号穆侯。他的儿子徐武继承爵位,嘉平六年(254),朝廷追悼思念清廉高洁之士,下诏说:“突显贤能以及道德高尚之士,圣王历来重视;推举善人,引导后来人,孔子也很赞美,已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职,历任四代,率兵出讨,辅佐朝政,忠心为公,忧国忘私,不营家产,身死之后,家无余财,我特别嘉赏他们:赐给徐邈等人家属粮食二千斛,钱三十万,特此告示天下。”徐邈同郡的韩观曼游,德才兼备,与徐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之先,为豫州刺史,政绩很好,死在官任上。卢钦著书,称赞徐邈说:“徐公志气宏大,行为高洁,才识广博气势英猛。他的政治措施每当施行时,高尚、稳妥而不急躁;正直而不同流合污,广博、深远而坚守信约;雷厉风行却又能宽以待人。有人认为能清正公廉很难,而徐公轻易便能做到如此。”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曹操时代,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从任凉州刺史,回到京城后,人们又认为他特别,这是为什么呢?”卢钦回答说:“以前毛孝先、崔季王圭等掌管政事,尊崇清正廉素之士,当时官吏们热衷于更换布衣以猎取高名。

  而徐公仍一如既往,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来天下崇尚奢侈、豪华。于是大家又竞相效仿,而徐公仍不为所动,不随波逐流,所以前日的通达,就变成今日的特别了。这是因为世人总是随波逐流,变化无常,而徐公秉性高洁,持之以恒。”

  胡质传,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少年时即与蒋济、朱绩齐名。在长江、淮河一带很有影响,在州郡作官。蒋济任别驾,出使见魏太祖曹操。曹操问:“胡敏年岁较大,该有子孙了吧?”蒋济说:“有个儿子叫胡质,处理大问题不如父亲,但处理细小事情心细超过父亲。”于是曹操召任胡质为顿丘县令。县里有个叫郭政的人与堂妹通奸,杀死妹夫程他。郡吏冯谅被关在监狱作证人。郭政和堂妹忍受拷打赖罪,冯谅不能忍受拷打,只好诬陷自己。这样便是无罪人成有罪人,而将被判处。胡质到官,细致观察情色,追究根底,终于水落石出,人们无不称服。后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里请他任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矛盾。张辽见到刺史,请胡质出任幕僚,胡质以病推托。张辽对胡质说:“我有心任你作官,你为什么辜负我的厚意呢?”胡质说:“古人相交,看他索取很多,但仍相信不贪;看他临阵脱逃而仍相信他不怯,听说流言而不为所动,这样交情才可以长久啊!武周身为雅洁之士。以前您对他赞不绝口,而今只为一点小事,就酿成矛盾。何况我胡质才能浅薄,怎么能始终得到您的信任呢?因此我不愿意就职。”张辽很受感动,与武周重归于好。曹操召任胡质为丞相属。黄初中,转任吏部郎、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卢显被人杀害,胡质说:“这个人似乎没有仇人,只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因为这而死吗?”于是逐一召见与卢显相邻近居住的年少之人。问到书吏李若,发现他气色不对,于是胡质追究到底,李若只得自首,受到惩罚。胡质每每得到赏赐,都分给众人,从不收藏家中。在郡任职九年,吏民安居乐业,将士恭敬从命。又迁任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封号,赐爵关内侯。

  东吴大将朱然包围樊城,胡质率轻兵出击。很多人认为,敌众我寡,不能追击。胡质说:“樊城地势低下,兵力又少,所以应当进军给予外援,否则,樊城就危险了。”于是率兵赶赴樊城,城内军民这才安定下来。又迁任东征将军,持符节都督青州、徐州诸军事,大面积种植粮食。有够吃好几年的储备。设置东征台,一面派兵租种,一面派兵守卫,又与诸郡通渠,准备船只,严阵以待来犯之敌。海边比较平静。胡质性情深沉,好深思,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因此得到他人的爱戴。

  嘉平二年(250)去世。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只有皇帝所赐衣物和书厨。军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朝廷,追封他为阳陵亭侯,食邑百户。谥号贞侯。他的儿子胡威继承爵位。嘉平六年(254),皇帝下诏书大加赞扬胡质清正节俭的行为,赐给他们家钱财和粮食,这些事记载在《徐邈传》中。胡威咸熙年中官至徐州太守,政绩非凡,历任三个郡的太守,政绩都很好,最终死于安定郡。

  王昶传,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少年时与同郡的王腸在当地很有名气。王腸年纪大点,王昶把他当兄长看待。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前,王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曹丕即位以后,王昶升任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当时洛阳树木成林,王昶以他的勤劳为百姓做了表率,开垦了很多荒地。后任兖州刺史。魏明帝曹睿即位,加封扬烈将军,赐关内侯爵。王昶虽然在外地作官,可一心关心朝廷政治。他认为曹魏很多弊端承秦汉而来,法制苛刻而又琐碎,很少修改国家大典以正先王的风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希望政治开明,国家强盛,是不可能的。于是撰著《治论》,依照古代制度,取其可供今天借鉴的有关条项,写了二十多篇。又著《兵书》十几篇,探讨奇正交用的战术,青龙年间上奏朝廷。他为兄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取名字,都依据谦虚和诚实,用以显示他的志趣。所以他兄弟的孩子,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自己的孩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他又写信劝戒他们说:作为晚辈,最重要的是有实际本领,有高尚情操,让父母脸上有光。实际本领、高尚情操、父母荣光这三件事谁都能明白其中的价值,可还是有人身败名裂,殃及家庭,致使全家覆灭,这是因为他们家的传统不是正道。讲究孝敬仁义,这是诸事中最重要的。依照它来立身行事,这是一生的根本所在。讲究孝敬,宗族内部才相安无事,讲究仁义,邻里之间才会相互尊重。这样做,修身养性就是不错了,名声自然会传到外边去。人如果不注意品行修养,舍本求末,崇尚虚浮奢华,以至结党营私,那么就会让人觉得虚伪,甚至酿成隐患。不要崇尚浮华,不要结党营私,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但是仍有很多人重蹈复辙,追求浮华,这都是因为名利观念在作祟。当然,富贵声名,谁不愿意拥有呢?但是君子却可以得到而不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求取名利。人生最大的祸患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追求情欲,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常言道:“如果不知足,得到的也会失去。”所以人要知足,就会满足。

  纵览古今成败吉凶,那些追名逐利,欲壑难填的人,没有谁能保持家世不衰,自己不毁灭的。我希望你们做人要严谨,遵从儒家的教义,信奉道家的言论,所以给你们起名叫玄默冲虚,要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刻不忘它们的含义,不要违背。古代时,盘子上有铭文,几杖上有诫文,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它们,用来节制自己。更何况是自己的名字,难道不该随时劝诫自己吗?一般来说,事物成长的快,其消亡的也快;其生长的慢,就会有好的结果。清晨开花的草,到晚上就该零落了;而松柏青翠,严冬不衰枯。因此真正的君子不愿自己速成,而望大器晚成。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杖击范,折断他的委鮹,那是因为武子厌恶范睺看不起人。人有点善意,很少有不自讠夸的,有点能耐的很少有不自傲的。自讠夸就会看不起人,自傲就会盛气凌人。看不起人的人,人们也看不起他;盛气凌人的人,人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晋国杀死..钅奇、..砋、..至三人而百姓毫不同情;王叔与人争权夺利,为周朝罪人。这不正是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自讠夸自傲,苦果自尝吗?所以君子不自夸,不是为了谦让,而是讨厌处处显示胜过别人。能屈才能伸,能让才叫德,示弱才是真强,如果这样,才会万事遂心。毁坏别人声誉,是坏事的根源,是招致灾难的开端,因此圣人特别谨慎。孔子说过:“我对于别人,很少赞誉也很少诋毁。如果有所褒誉也一定要有根据。”又说:“子贡多言爱讥评别人。难道他就够好了吗?我却没有这闲工夫。”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还如此谨慎,更何况像我们这些平凡之人怎么能肆意毁誉别人呢?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子说:“听见关于别人的不好的传闻,只当这人是自己的父母,虽然听到了,却不能传出去。”这个告诫真是细心到极点了。别人如果诋毁自己,应当躬身自省。如果自己确有值得别人诋毁的言行,别人的诋毁就是恰当的;如果自己没有什么过错,那么别人的诋毁就纯属乌有。如果人家批评得对,就不要埋怨别人,如果别人批评得不对,又不会危害你自己,何必反唇相讥呢?而且,听见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把恶名再推到别人身上,那么人家就会越发诋毁你;还不如沉默寡言,退而修养自己为好。谚语说:“救人于严寒,不如多加些皮裘;阻止别人的诽谤,不如自己修养道德。”这话是很对的。如果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特别是凶狠险毒的人打交道,距离近都危险,更何况和他们当面辨明是非,那就更危险了。那些虚伪的人,言论没有任何根基,不依据道义,行为不遵守自己的言论,其浮浅是很容易识别的。可惜世人多被他们所迷惑,不愿意认真鉴别一下他们的言行。

  近世的人如济阴魏讽、山阳曹伟都因为倾听邪恶、道德败坏而被处死,他们迷惑世人,扶持奸窃叛逆之人,煽动年轻人作乱。虽然他们被杀,但是他们的恶劣作风,污染世风,影响深远,要谨慎呵!至于那些甘心于山林隐逸的人,像伯夷、叔齐等宁可饿死首阳山;还有像介子推等,宁可烧死在绵山也不愿出仕。虽然他们的言行可以对那贪欲之徒有所警诫,可以导向好的社会风尚,但是真正的圣人是不会像他们这样去做的,我也不愿意你们去效法。你们的先辈,世代作官,崇尚仁义,为人谨慎,讲究孝悌之道,广泛向友人学习。我和同事交往,虽各有不同,但都会从不同的人那儿学到一些东西。颍川郭奕,为人通达、聪敏,有知识。可是他的为人稍微逊色些,轻视富贵,固然可嘉,但也有些过分,如果他得到自以为不错的人,就十分敬重,犹如高山一般敬仰着;如果他不认为是能人的,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把他们视为小草。我因为和他相知,所以和他来往密切,但不希望你们像他这样做。

  北海徐干,不求名誉,不求财富,淡泊处世,追求道德修养。即使他有所褒贬,也都假托古人之口说出,而对当世则从不评论是非。我很敬重他,希望你们能向他学习。东平的刘祯,有出众的才能,真诚有节度且有大志,然而他的性情和行为不太相等,很少有约束和顾忌,得和失足可以正负抵消。我很喜欢他,看重他。但不愿你们追慕他。乐安任嘏,完全遵循古道,内心敏锐,而外表宽厚,谦逊恭让,居处不避开污浊的凹地,平时好像胆怯,却能见义勇为,在朝做官则可以公忘私。我把他视为好友而推重他,愿你们以他为榜样。如果你们能引而伸之,触类而推,你们就可以从我所推举的人物中得到启发了。至于用钱应以家族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施舍一定要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出入乡里朝廷一定要慰问老人,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作官时要尽忠尽节,用人交友一定要诚实,处世一定不要骄傲贪淫。贫贱时万不可自暴自弃,进与退要想到是否合适,凡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如果这样做了,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青龙四年(236),皇帝下诏说:“现在准备召纳人才,凡是才智双全,能深谋远虑,料远若近,视昧而察,运筹帷幄,办事谨慎,清正修养,周密、冷静,孜孜不倦,一心为公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不管出身贵贱,卿校以上各选举一人。”太尉司马懿推举王昶应选。正始年中,王昶在徐州任职,被封为武观亭侯,迁升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总会有人,但是战争未必总是胜利,地势险峻是不变的,但是守备之势头不能长久不变。而今屯兵宛城,离襄阳三百多里,各军营分散驻屯,船在宣池,有紧急情况,都来不及调动。于是上表请求把当地政府所在地迁到新野,在二州内练习水兵,开垦农田,积蓄粮食。

  嘉平初年(249),太傅司马懿杀死曹爽之后,向大臣询问政治得失。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第一,崇尚道统,鼓励学业,抑制浮华,修建学校让学生们入学。第二,设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个标准。没有一定标准而想衡量曲直是不可能的,没有考试制度而或降或升某人,空论是否有才能,也是没有根基的。第三,让官吏任职的时间长一些,有政绩的升官赐爵。第四,省减官员的实际收入,让他们知道廉洁羞耻,不要和老百姓争利。第五,杜绝奢侈,倡导节俭,使各个官员服饰有别,上下有序。储备粮棉,让人们返朴归真。皇帝下诏褒扬王昶,让王昶修撰百官考试的程序。王昶认为,唐尧、虞舜时代虽然有升、降官吏的公文,但是如何考核官吏的方法未流传下来。周朝的制度虽有冢宰的职位,根据各位官吏的政绩给予赏罚,但是没有如何比较确定的标准。因此,圣主实应明白如何任用贤人,略举任贤黜劣的办法,把这个工作委托给贤达之人,让他统管此事。任用某人,是否贤能,可以知其大概。他的议论,大体就这些。

  嘉平二年(250),王昶又上奏说:“孙权放逐贤良大臣,内部纷争,可以乘机制服吴、蜀。白帝与夷陵之间的地带,黔、巫、秭归、房陵等地都在江北,民众与新城郡多有接触,可以袭取此地。”于是朝廷派新城太守州泰袭取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逼向夷陵,王昶逼向江陵。在两岸用竹索作桥,渡水袭击敌军。敌人逃到南岸,又开凿七条道路来进攻。王昶让弓箭同时发射,东吴大将施绩在夜里逃进江陵城。王昶派兵追杀数百人。他想把敌人引到平旷的地段,与之交战。于是派五军列队沿大道撤军,以假象蒙骗敌人,同时又派人骑马挑着缴获的战利品在城的四周向敌人显示,以激怒敌人。埋设伏兵,等待袭击敌人。施绩果然派兵追杀大军,王昶出兵与之决战,结果大获全胜。施绩逃跑,他手下大将钟离茂、许..被杀。缴获敌人的铠甲、旗、鼓、珍宝、武器无数,班师而还。王基、州泰都立下了战功。于是王昶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反叛,王昶率兵抵抗有功,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和关内侯。他被晋升为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王昶占据夹石,逼近江陵,牵制着施绩、全熙,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诸葛诞被杀后,皇帝下诏说:“从前孙膑辅佐赵国,直逼大梁。西部兵力大举前进,也形成了东征的趋势。”为王昶增邑千户,加上以前所封,共四千七百户,又升至司空,照旧持符节,都督诸军。

  王昶最终死于甘露四年(259),谥号穆侯。他的儿子王浑继承爵位,咸熙年中任越骑校尉。

  王基传,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少年时父亲去世,便与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精心抚养,王基也非常孝顺。十七岁这年,郡里征召他为府吏,没多久觉得不太合意,便辞职,进入琅王牙界内游学。黄初年间(220~226),各地荐举孝廉,他被任命为郎中,当时,青州刚刚平定,刺史王腸特意上奏章,请任命王基出任别驾,后来朝廷召他为秘书郎,王腸再次请求让他回青州任职。不久,司徒王朗征召王基,王腸不放。王朗上书弹劾王腸说:“凡是地方官吏有优秀的,应把他们提升到郡府;郡府有优秀官吏,应举荐到朝廷,因此古代有侯伯贡士的礼节。

  而今州郡取宿卫的大臣,留朝廷大臣不放,真没听说过。”王腸还是不放。王腸所以得到青州士人的称赞,主要还由于王基的辅佐协作。大将军司马懿征召王基,还没正式任职,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百姓劳苦,王基上疏说:“我听说古人把百姓比作水,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因此,居于民上的天子,不能不随时戒惧。百姓安乐,逸静,一切事情都好办;如果他们生活很苦,他们就会想到作难。因此,先王的居处都很简朴,为的是防止祸患发生。从前颜渊说,东野子驾御马匹,马精疲力竭,但他仍驱赶不止,因此知道他将失败。而今劳役繁重,男女分离,人们怨声载道,希望陛下能深思东野子之弊,仔细揣摩舟和水的比喻,让那些精疲力竭的马匹休息一下,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百姓省些劳役。从前汉代打天下,到汉孝文帝时,只有同姓的诸侯。因此,贾谊深感忧虑地说:‘下边是堆积着的柴禾,点着火,而在上面睡觉,还自以为很安全。’而今敌人并未消灭,猛将拥兵,集聚起来难以应敌,长久下去,帝位难以传给后代。在此盛明之世,不专心致志地消除祸患,如果子孙再不争气,国家就危险了。如果让贾谊再生,一定会更加忧虑。”散骑常待王肃撰著诸经传解,又论述、制定朝廷礼仪,常常修改郑玄的旧观点。王基则依据郑玄之说与王肃争论。后任安平太守,因公辞去此职。

  大将军曹爽请他出任从事中郎,后出洛阳为安丰太守。郡界临接吴国,王基治理州郡,十分清正严明,颇得百姓感念,加之防备森严,敌人不敢进犯。被加封讨寇将军封号。东吴曾在建业集中大军,声称要攻打扬州。刺史诸葛诞让王基谋划,王基说:“以前孙权屡次进犯合肥,到了江夏,这之后全琮出击庐江,朱然进犯襄阳,但都未得逞,只得退回。而今陆逊等老将已死,孙权也年老,内部没有能臣贤嗣,军中又缺乏英明军师。孙权想要亲自率兵出击,又怕内部生乱,各种矛盾一齐爆发,导致崩溃;若派将领率兵,老将差不多死光了。新将他又不信任。他不过是想借此安排好亲信,以攻为守而已。”后来,孙权没有领兵出击。当时国内由曹爽专权,风气大坏。王基撰《时要论》来讥讽时事。因病离任回到都城,被征召为河南尹,还没有赴任,曹爽被杀。因为王基曾经是曹爽的下属,也照例罢免。这年又出任尚书,又任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封号,随征南将军王昶讨伐东吴。王基在夷陵率领一路兵马袭击步协,步协紧闭城门固守。王基假装摆出进攻的架式,其实则分兵袭取雄父粮仓,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抓获安北将军谭正,接纳投降的敌人有几千人,把这些降民安置到夷陵县。王基被赐关内侯爵。王基又上表劝王昶将江夏作为首脑之地,紧逼夏口。从此,敌人就不敢轻言渡江了。他申明礼仪制度,整顿军队秩序,恢复学校教学,南方士人无不称赞。当时朝廷商议准备大举伐吴,下诏命王基商量如何进攻。王基说:“如果出兵而不能打胜,不仅威风丧尽,而且还耗费财用,因此出兵必须准备充分才行。如果不准备开通河道,聚积粮食,修建战船,即使陈兵江北,也不会形成必渡之势。

  今江陵有沮水、漳水,灌溉良田数以千亩。安陆左右,也有沃野良田。如果水陆并以农业为主,准备充分的储备,然后率大军攻向江陵、夷陵,分别占据夏口,沿沮水、漳水运输粮食。敌人知道我有坚锐的装备和充足的储备,能长久占据优势则依据天险顽固坚守的信念必然变得沮丧,弃暗投明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时再联合东吴的蛮夷从其内部攻击。大军再分部征讨,则夏口以上各据点一定可以攻下来,长江之外的州郡也都守不住了。这样一来,吴、蜀的交通断绝,两国无法联合,东吴也就成为瓮中之鳖了。否则的话,这时出兵未必有利。”于是朝廷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司马师刚统领大权,王基上书劝诫说:“天下很大,政事很杂,您就不能不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如果志尚淳正,就不会滋生各种邪念;如果心地纯静,就不会感到众事嘈杂。深思熟虑,教令就不会繁杂;重用贤能、优良之士,远近都会臣服。因此,要使远方少数民族团结协同一心,全在于阁下如何行动;要使民众平定,也全在于您如何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等都是正直之士,有端直的品质,没有流变的坏心,可以任用他们。”司马师接受了王基的忠告。高贵乡公即皇帝位,晋封王基为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反叛,朝廷任命王基为行监军、持符节,统领许昌军队,正好与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司马师问王基:“您看毋丘俭等会怎么样呢?”王基说:“淮南叛乱,不是当地吏民作乱,而是受到毋丘俭的威胁,怕眼前被杀,所以随大流罢了。如果大兵压境,他们必然土崩瓦解。毋丘俭、文钦的尸首不久就会悬在军门。”司马师说:“说得好!”于是派王基打先锋。很多人认为,毋丘俭、文钦勇猛无敌,很难与他们争胜。朝廷下诏让王基停止进军。

  王基认为:“毋丘俭等军队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但其仍不进军,说明已露出诈伪的马脚,民众之心有所疑。我们这时候不赶紧声张威势,满足百姓的愿望,反而停军不前,修筑高垒,无异于显示我们的怯懦,这决不合用兵的道理。如果他们抢劫民众,并把各州郡兵士家属也抓来,则我们更丧失民心。为毋丘俭所威胁的人,觉得自己罪责深重,不敢再逃出。这里是乌合之众聚集之地,士兵并无战斗力,却可能成为奸宄之辈得势的温床。如果东吴军队趁机出兵,那淮南大片国土就该被敌人占据了。此后,谯、沛、汝、豫等地就日益危险,这是最大的失策。应快速占据南顿,南顿有大粮仓,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的。驻守南顿坚城,借助大粮仓供应,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这是平定叛贼的首要措施。”王基反复请战,朝廷才让他占据氵隐水。到了以后,王基又上书说:“兵贵神速,不能拖延。而今外有强敌,内有叛臣,如果再不当机立断,将来后果就难以预知了。很多人认为指挥军队应持重一些。持重当然应该,但是停军不进就错了。持重决不是指按兵不动呵!如果能进军,就不可战胜。而今占据城关,壁垒森严,那边积蓄的粮食提供给敌人,而我们却要远道运粮,这是大错的呵!”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队到齐后再发兵,还是不听王基的劝谏。王基又说:“将军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敌人得城,敌人得利。我得城,对我有利。这才叫争城,进军南顿城!”于是挥师占据南顿。

  毋丘俭等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走了十来里,听说王基已捷足先登,只好退回项地,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兵乐嘉,毋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王基知道他们已分散了兵力,就率兵攻项地,毋丘俭失败。文钦等平定后,王基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任豫州刺史,晋封安乐乡侯。他上疏要求分自己的封邑二百户给叔父的儿子王乔,并求赐王乔关内侯,用来报答叔父的养育之恩。朝廷特许。诸葛诞反叛,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的职权,都督扬州、豫州诸军事。当时大军在项地,认为敌兵精良,让王基驻军修垒。王基反复上书请求讨伐。这时,东吴派朱异来援救诸葛诞,驻扎在安城。王基奉诏要他率军转移占据北山。王基对诸位将领说:“而今城垒已经很坚固了,兵马也都聚集在此,只须精修守备,等待敌人就是了,如果再移兵戍守险地,会使兵马处于涣散状态。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收拾这个局面了。”于是在适当的时候又上疏说:“今天我们与敌人对峙,应岿然不动,如果转移坚守险要之地则人心动摇,破坏既成的局势。各路军队各自据守深沟高垒,人心安定,不能动摇,这是统领军队的基本要领。”报上奏表后,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大将军司马昭屯兵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王基都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司马昭命军吏深入镇南将军部界,传令不得出兵。城中粮食吃尽,敌人昼夜攻垒,王基据城死守。进而择机反击,大破敌军。攻下寿春后,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当初议者云云,要求移兵的人极多。当时我没有临阵,也听信他们的议论。将军阁下深算利害,意志坚定,奋力顶住众将压力,以至上违诏命;终于战胜敌人。古人所叙述的战事,也没有超过这次战事的。”司马昭想派将领率精锐部队深入战区,招迎唐咨子弟,乘此机会可以造成颠覆东吴的局势。王基劝谏说:“以前诸葛恪乘着东关的胜利,调动江左的兵力,包围新城。城没有攻下来,自己却死伤过半。姜维借洮上胜利之势,轻兵深入,军粮供应不上,结果大军在上絡覆没。每当取胜之后,官兵上上下下轻敌。轻敌则考虑困难不深入。

  而今敌人刚刚在外吃了败仗。内患又未平息。因此,目前他们正戒备森严。再说,连年作战,人有归家之志。今俘获十万降兵,又杀了诸葛诞这个罪人,自从汉末有战事以来,还没有如今天这样大获全胜的局面呢!武皇帝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自以为创下的收获已多,不再追剿,是惧怕受挫败。”司马昭听后于是罢兵。因为淮南地区刚刚平定,朝廷命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封东武侯。王基上疏辞让,把功劳归给参谋和辅佐的下属。于是长史、司马等七人都得以封侯。这年,王基母亲去世。朝廷下诏对丧事保密,把王基的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王基母亲合葬,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

  甘露四年(259),王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皇帝位,为王基增加食邑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五千七百户。前后又分封其二个儿子为亭侯、关内侯。景元二年(261)襄阳太守上表说吴贼邓由要求投降。王基接受命令,要在此时出兵东吴。王基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派驿使快速向朝廷陈述情状,又说:“嘉平以来,内乱不断。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不应轻易兴师动众,向外族求取好处。”司马昭回信说:“和我共事的人,多是曲意逢迎,很少有人能与我明白地讲述事实真相。阁下诚感忠爱,常常有所规劝,就照着您所说的办理。”后来,邓由果然没有来投降。这年,王基去世,追赠司空,谥号景侯。儿子王徽继承爵位,早死。

  咸熙年中(264~265),设五等爵位,因为王基功著前朝,改封王基的孙子王訥为侯。又把东武郡其余的城封给王基的另一儿子,赐关内侯爵。晋朝建立以后,皇帝下诏说:“已故司空王基功勋卓著,洁身自好,清正素廉,不营私产,久在重任家无私财,真可谓身死之后,品行更加显露,完全可以激励世俗之人。可赐给他家二个奴婢。”

参考资料:

1、 佚名.语文新课程资源网.http://yw.eywedu.com/24/04/mydoc028.htm

《三国志》魏书·徐胡二王传原文

  徐邈宇景山,燕国苏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人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

  文帝践阼,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颖川典农中郎将,所在着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俯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了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干,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卢钦着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右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将济、未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

  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马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宫,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

  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几年,交民便安,将士用命。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揖,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威,咸熙中官至刺史,有殊绩,历三郡守,所在有名。

  卒于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

  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赦厘——上下)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着《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着《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着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遂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着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感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不而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放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杆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丐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

  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于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矣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入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其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鈇钺,大为烱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绵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颖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绅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威;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

  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秦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祟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驽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人江陵城,迫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修,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近,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

  王基字伯兴,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发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淩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淩犹不遣。淩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

  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末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囊时矣。

  散骑常侍王肃着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

  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后权竞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着《时要论》以切世事。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基尝为爽官属,随例罢。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仪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陵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公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若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狎,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传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高贵乡公即尊位,近封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肋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

  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悬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仪者咸以俭、钦栗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检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肋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好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氵隐)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逼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诸葛诞反,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

  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谴。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

  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饱不继,军覆上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为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尊泣,增邑干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

  是岁基薨,追赠司空,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着勋前朝,改封基孙廙,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着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着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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