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塘，我的家

文/憨仲

 

 

高塘，一个距离天下第一村一一周村仅仅6公里的自然村落。这里有我的哭，有我的笑，有我的爹娘，还有我的乡亲。

 

村子由来已久，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村里的第一大姓石氏族谱清晰明了：明洪武四年（1371年），先祖次子仲瞻公由直隶枣强迁徙高塘庄的记载。然而，《高家炉房郭家井》的传说，却承载着家乡历史的更加久远，以及那个朱洪武“大洗山东十二载”的血腥和高、郭两家藏身炉房和水井躲过一劫的民间传说。又传言，高家后来远走他乡，绝了高姓；而郭家虽人丁不算兴旺，却一直沿袭至今。关于这段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村西北刘殿元家东的长15米左右、高5米的料渣山，据说就是高家炉房的佐证，旁边的那口井就是当年的高家井。其实，村东大田里散乱着豆柄瓦铄；村西南的弘福寺遗址、蔡阳坟的遗存，村北蔡家茔的显赫，陈仲子途径此地的记忆，佐证着我的家乡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且一代一代的接替有序，传承至今。

 

史料记载：我们的村子古为齐地，历经变迁。或为淄川，或属长山。新中国以来，曾为张周市、淄博市管辖。因为村子在邻近属于超千人大村，且309国道贯穿纵横东西，姜萌路贯穿南北，地理位置优越。故而先后为高塘乡、高塘公社、高塘镇、南郊镇政府驻地。历史上，清朝进士蔡澍、秀才蔡星南、县长石志功，都是村人中的佼佼者。石氏族人曾有“尚书亲家、侍郎外甥，还有三个不成器的进士侄子”之语，足以看出村子的地灵人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在村内小学、初中、高中教育齐全，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因之，大学生、留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层出不穷。

 

在我的故乡记忆里，村中的关帝庙，既有村民们崇拜关老爷的香火缭绕，以及换位学堂的朗朗诵读声，还有着刀铡革命志士石玉彬的惨烈。奶奶说：1938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是全村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日寇火烧高塘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血洗中村民石志民祖父劳作回家，惨遭日寇枪击身亡；邻居石玉基遭遇日寇举枪射击时，祖母王新平临危不惧抓起敌寇枪管一抬，使邻居躲过一劫，换来了敌人两枪托的击打。与此同时，邻村吴家村亦未躲过日寇魔掌惨遭涂炭，全村几乎烧了个片甲不留。村西沈家掌门人沈光贤人称“活菩萨”，见此惨状，心生怜悯之情。不顾家人劝阻，开仓赈灾，给予每户一升粮食的接济。次年，沈掌柜染疾去世，吴家庄全村人披麻戴孝，以报答沈光贤的行善之举。

 

记忆里，村民们家中多饲养牛马驴骡大牲畜，鸡鸭鹅鸽小家禽，还有狗猫猪羊等动物。人们根据动物的特性，视狗为忠臣，视猫是奸臣。据说吃了死猫，来生投胎会变成动物，每每谁家死了猫，都是埋掉，流传有“吃了猫肉不吉利”的乡俗。村里都有家家养鸡的习惯，并且有“鸡腚眼是小银行”的俗语。村人不仅仅忌讳吃猫猫肉，视黄鼠狼、乌鸦也是不吉利的象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邻居石玉铎看瓜时，半夜有黑老鸹（乌鸦别称）钻进了他的被窝里，时隔不久便驾鹤西去。由此，人们更加笃信乌鸦是不祥之物的意识。

 

印象里，口头文学是我村的一大特色。茶余饭后，除了拉呱（讲故事）、聊天吹牛，尤其是说侃子（歇后语）、起外号，更是名闻十里八乡。所起外号都是有根有据，并非无中生有。像端叔的绰号“一把股”，因为他偶然将断了一股把的小推车说成了一把股，因此，他这一颇具特色的外号一直伴随他去世；改爷的绰号“小母猪”，是因为他的个头矮、肚子圆，好像生产队猪圈的小母猪模样，由此，这一外号成了他的代名词；家兄因其形象颇有风度，乳名又叫圆子，好事者合二而一，他的“员外”之名不胫而走。死黄鼬、乌鸦嘴、大铜圆、黑叫驴......都被打上了某个人的特殊印记，成为了他一度的代名词。说话时，随口而出的侃子，使得平平常常的语言上升到艺术范畴。比如说，老鼠钻进风箱道一一两头吃气；屎壳郎搬家一一滚蛋；孔夫子搬家一一少不了书（输）；秃子打伞一一无法（发）无天；生活中产生的这些俏皮话般的歇后语，充分折射出乡民口头文学的艺术性。乡间娱乐活动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街头巷尾的打王八、跳方、打橇、碰拐、捉迷藏、逮特务、弹琉璃球、甩纸牌、......田间地头的四子棋、赶牛角、剪子包袱锤、压指头、对蓖麻头、套叮当等游戏，无一不成为村人的快乐形式。虽然说，今天的变形金刚、电子游戏、手机等现代娱乐工具替换了乡间的土玩意，可是却怎么也无法取代那些看似简易，却装满乡愁的元素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