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不等待

                    文张建英

 

       三个姐姐和大哥在我不懈的邀请下，终于答应来武汉。随着日期的临近，心里不免有些小小的激动。八月十三这天，处理了一下手里的事情，早早地来到武汉接站。今年武汉的天气异常闷热，真正的成了火炉城市，害怕大姐她们人生地不熟，在车站久等。我一直提前联系，尽管这样还是在车站外找到的她们。

       大半年不见，三个姐姐又显老了一些，岁月的痕迹无情的刻在了每个人的脸上，尤其是大姐，眼角的鱼尾纹更加深刻。丝丝的白发爬出了发梢，略显迟钝的脚步，走过了临近古稀之年的沧桑。姐弟见面自然多了几分亲近，尽管没有分别太久的那种感觉，但开始怀旧的心绪，倾洒了太多的亲情。傍晚大哥从福建的到来，一家人终于团圆坐在了一起。一句句的互相问候，占满了饭桌上的话题，一双双看似无意的注视，充满了深深的爱意，恍惚而过的年轮见证了每个人的成长，从牙牙学语时的开始打闹，一直到现在的白发聚首。

       姐弟五人中我最小，在武汉工作，大哥和三个姐姐在石家庄生活。出来几年，在外面见过了太多的冷漠和孤独，家在心中永远是渴望中的温馨港湾。每次回去，总要吃上一碗热腾腾的大锅菜，端上一碟爱吃的煮花生，喝上一口家乡的浓香酒，那种惬意，那种享受，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

       大姐是我们五人中的老大，没有文化。从小就代替父母把我们几个带大，尽管是我们的同胞大姐，但在我们眼里，都是把她当做一个老人看待。为了这个家，她付出了太多。小的时候，看护我们就是她的责任，长大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去挣工分。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特别艰苦，我们姐弟多，每年都是生产队的亏欠大户，父母和大姐劳动一年，最后还欠生产队几十元债务。深刻的记着，有一年腊月二十五，生产队长和会计到我家催要欠款，父亲在房顶上躲着不敢见面，直到母亲好言好语把队长会计送走才敢下来。身上已经披满了白白的霜雪，胡须下滴着几滴已经冻成冰的鼻涕，眼睛红红的让人有点心酸。可惜自己当时还小，不能理解那个时候生活的艰辛以及父母的不易。孩子们多，劳力少，拖累生产队是必然的事，庆幸的是，经过了自然灾害那几年，我们姐弟几个都闯了过来，尽管生活困苦但还算平安……

 

 

       记忆中父亲爱喝两口，条件差的时候，他没舍得，生活好了一点以后才表现了出来。父亲最爱喝的是“双桨液”，过一段时间给我两元钱，让我到供销社去买，每每看到我买回来酒的时候，老远就接了过来，拧开盖子，美美地喝上一口。然后看着酒瓶，品味着酒的香甜，再犹豫着打开，又轻轻的抿一小口，从喉咙里一点点滑落。那种自我陶醉的神情让人难忘。直到一段时间这瓶酒慢慢喝完，还要竖起酒瓶放到嘴里，等待着最后一滴酒的溢出。这种做法放到现在，或许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只有经历过那段时间生活的人，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对生活要求的低廉与满足，以至于到现在每年的忌日和清明，我们都要在他的坟前倒上一瓶酒，来弥补以前生活对他的亏欠与遗憾。

       相比父亲，我们觉得更亏欠母亲许多。母亲是一个知性的人，上过几年高小，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嫁给父亲，不得不说那就是那个年代婚姻状况下的牺牲品。当年的父母包办决定了她委屈默从的一生，她用宽容和善良撑起了一个飘摇欲坠的家。她养大的不止我们姐弟五个，还有父亲身下的几个姑姑叔叔，如果书写我们家的历史，母亲毫无疑问地就是我们家的功臣。对于母亲，我们心中不仅仅只是感激她的养育之恩，更多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敬重与自豪。可惜！命运多舛，当我们慢慢长大，生活过的富足，本想好好孝敬她的时候，她却得了不治之症。命运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艰难的选择。母亲的肝癌已到晚期，如果手术不顺利，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假如手术成功，也只能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或许还有多半年的希望。母亲精明，非常敏感。一旦知道自己的病情，天知道会怎么样。含着眼泪，忍着悲伤，我们听从了大姐的主意，决定让母亲不受手术之苦，顺其自然地走完一生。后来的日子是我们姐弟五个最难过，最难熬的日子。面对母亲，一个个装着无所谓地和母亲打着哈哈开着玩笑，一次次打消母亲对病情的追问与顾虑，内心却都在忍着撕裂的伤口陪着笑脸，用善良的谎言维系着这份亲情，不敢去触摸内心的那份柔软。这种压抑无不在无人的时候用痛哭的眼泪去排泄。最后的日子母亲明白了一切，她再没有问过一次，我们彼此就在心照不宣中小心地守护着这份宁静，直到母亲去世。有时我就在想，亲人健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好好把握，没有认真的去陪父母过完剩下的每分每秒。尽管当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为什么不再完美一点，更多创造一点，少去体验这种“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那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