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君一钵无情泪

 

程亭结婚了。

 

程亭结婚的时候并没有通知我，我得到消息是在五年之后，那时她已经去了北京。北京我并不陌生，二十年前，我和一位高中同学离开北京的那个夜晚，我们在天桥上待了很久，一人一罐啤酒，一直喝到月满西楼。后半夜的北京仍然车来人往，灯火通明。同学说，可惜他没有考到北京，他最终还是与心目中的圣地无缘。其实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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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分配到西北某镇的一个小单位。单位人不多，女同事尤少，没过多久，便都混了个脸熟。程亭是大家公认的一枝花，也是唯一过了晚婚年龄的未婚女青年。十月份，单位组织当年的“十佳服务之星”到外地旅游，由一名副总带队，我负责资金及后勤保障。景点离单位有六百多公里，单位单独租了一辆中巴车。我安顿好司机和副总，便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

 

女孩子们姗姗而来，车厢里顿时莺歌燕语，异香扑鼻。程亭最后一个上来，看见我旁边空着一个位置，问我：“可以坐你旁边吗？我晕车。”我脸红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没有说同意，却也没表示拒绝。她便笑吟吟地坐下，一手掬着脑后的头发，用头绳挽上，又从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打开，抿了抿嘴，又眨巴眨巴眼睛，再摆摆头，让耳钉通过镜子出现在视线之内，然后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用粉扑了扑脸，又拿口红轻轻地涂了涂嘴唇，再抿抿嘴。然后，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回小包，拉上拉链，挎在靠我的这一条手臂上。

 

车慢慢地行进。这是戈壁滩唯一一条通往城市的路，人少，车少，维护护养也不够及时。戈壁滩上夏天的温度又非常高，路面包浆，到处都是鼓起的包，车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司机一脚油门，接着又一脚刹车，杂耍般在鼓起的包和凹陷的坑间蛇行。我只觉得一阵阵恶心，头晕。程亭更惨，刚刚扑过的红艳艳的双腮变得腊黄，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她转过头问我：“可以借你的肩膀躺一会儿吗？我晕得难受。”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她就轻轻地将脑袋靠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坐得直直的，一动都不敢动。一股幽幽的香气扑鼻而来，沿着鼻腔飘进身体的每一个空隙，我既幸福，又尴尬。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她仍然靠在我的肩膀上，已经睡熟了。我的肩膀疼，背也很疼，但我仍然努力保持坐姿端正。她的头发散开了，零乱地拂在脸上，有一绺粘在嘴角。头发掩映之下，脸色红润剔透。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眼角向上翘起，已经有了细细的鱼尾纹。

 

车终于驶出了戈壁滩，走上了平坦的柏油路。她也终于醒了，我已经累得腰酸背疼。“不好意思啊。”她笑着说，把包从手臂弯取下来，打开，对着镜子扑粉，描眉，涂口红。她又像刚上车时一样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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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我真是累坏了，每天早早起床，安排早饭，招呼司机，再挨个房间敲门，叫她们吃饭。吃完饭到景点买票，联系导游，安排午饭晚饭，既要突出当地的特色，又要吃得实惠，保证不超伙食补助标准。四天行程结束，我才真正松了口气。程亭说：“这一趟可把你折腾坏了，小伙子都瘦了。有空姐请你吃饭。”

 

回到单位，她还真请我吃过几次饭，不过不是在饭店，而是在她的宿舍，就我和她两个人。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床，桌下两个小板凳。房间色调极其素雅，以淡粉色为主，粉的被子，粉的枕套，粉的床单，床下整整齐地摆着两双粉色拖鞋——一双棉的，一双单的。看得出来是精心布置过的。靠床头是一张旧三斗桌，桌面用淡粉色的桌布包了起来，边边角角都用透明胶带缠得结结实实，又扣了图钉。椅子上套着用毛线织的粉红色座套。桌上有一个毛笔架，大大小小小挂着十几支毛笔，下有一方古砚，余墨未干，墨香阵阵，桌上尚有摊开的宣纸，只字未竟，一片白色映在粉红之中。桌子上方挂着一幅裱好的斗方，写的是周邦彦的词《解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