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终生难忘的徒步大串连

 

文/王玉清（山东）

 

 

 

前几天整理过去的老照片，找出了我“文革”串连时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照片。看到这张照片，使我想起了“文革”中徒步大串连时的一些情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我从城郊石槽村劳动20多天后返校，当时的临清一中已停课好几个月。工作组撤走了，当权派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学校群龙无首，学生无所事事，家在农村的同学大都回家劳动，而城里的同学不少都去找个临时工干。见此状况，我和其他班级的几个同学也到砖瓦窑厂拉土推车，干起了临时工。刚干了三天（即第三天收工前），高一（1）班的车玉芳同学到窑厂找到我们，说起去北京徒步串连的事，正好我们几个也有此意，想法一拍即合。商定后马上扔掉手中的劳动工具，第二天早上就去学校办理手续（包括开据介绍信，领取补助金、主席像，制作队旗等），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在做准备工作时，有一件事当时让我犹疑不决，原因我当时还不是红卫兵。出发前必须要加入红卫兵组织，胳膊上戴上红袖章才名正言顺。而学校当时有两个红卫兵组织都向我抛出绣球。一个是官办的红卫兵（即学校统一成立的红卫兵），另一个是高三的几个同学刚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个红卫兵组织，加入哪个好？我考虑再三，觉得老红卫兵（即官办的红卫兵）比较正统、可靠，如同全国粮票与地方粮票比较，还是全国粮票可信度高。因此，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都戴上了老红卫兵的袖章。

准备工作一结束，我们八人（高三（2）班秦德奎、高二（4）班马汝浩、高一（1）班夏广泰、车玉芳、杨建民、高一（2）班张善欣、初二（2）班程新利和我）第二天早八点便在学校大门前集合，简单地进了一个宣誓仪式，便整装列队、举着队旗向北京进发了。程新利同学的父亲，一位一九三七年就投身革命队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八路，紧跟着我们队伍，千叮咛万嘱咐，一直把我们护送到北城墙外，在我们的再三劝阻下才停下脚步，目送我们远去。

第一天我们几个很兴奋，高举队旗，手擎毛主席画像，唱着革命歌曲，见到对面走来南下串连的外地同学便发放传单，互致问候。这样，我们马不停蹄，下午五点左右就到了夏津，由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当晚“下榻”在夏津一中。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北上，差不多与第一天的路程相同，步行约七十里，在恩城住宿。第三天又一鼓作气，下午早早就到了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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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州时天色尚早，我们本想稍事休息，第二天再向河北沧州方向进发。这时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致使有的同学思想上出现了波动。听外地的同学议论，得知毛主席即将第八次在京接见红卫兵，如按正常行程，我们恐怕赶不上这次机会，不少外地的同学听此消息后，觉得不能错失良机，于是立即停止步行，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当时红卫兵坐火车不用买票，只要有介绍信就行，有的火车连介绍信也不看，只要是戴红卫兵袖章的，都可以上，火车上人满为患，上厕所都非常困难）。我们怎么办？是按原定方针继续步行，还是坐火车去北京？八个人认识不够统一。这时有人提议学习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于是我们八人席地而坐，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语录，大家学习后立即统一了思想，觉得还是应该响应毛主席号召，徒步大串连。如坐火车到北京，属于投机取巧，就没有颜面去见毛主席（当时真是这样想的）。统一思想后，我们继续踏上了征途，大步行走在去北京的公路上，三天后我们就到了河北省沧州市。行程已过半，大家看到了希望，心里有了盼头，劲头更足，信心满满，继续北进。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再有三天就可到达天津，离北京越来越近，快到毛主席身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