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的死因，史说纷纭，一直备受史学家的关注。《旧唐书》、《新唐书》都认为刘洎之死，是因褚遂良向唐太宗进谗言。司马光则以道德人品立论，认为忠良正直的褚遂良不会行诬告之举，褚遂良谮杀刘洎的说法全都是许敬宗的诬陷。宋人孙甫、苏轼亦有同样的观点。而近现代史学家则往往从政治大局出发来看待褚遂良是否谮杀刘洎的问题。吕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谮诬刘洎为事实，而唐太宗杀之自有别故。汪篯先生提出太宗之所以杀刘洎在于“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而褚遂良则投合了太宗顾忌心理。王元军先生发挥了汪篯先生的观点，针对各家以为许敬宗借修《实录》之机而诬蔑褚遂良的说法，提出贞观十九年的《实录》并非许氏所修，而褚遂良谮杀刘洎应是事实，褚遂良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原因还在于刘洎不利于李治的顺利接班。
早年经历刘洎早年曾效力于萧铣，担任黄门侍郎，后率军南攻岭表，夺取五十余座城池。武德四年（621年），萧铣败亡。刘洎此时尚在岭南，便献表归唐，被授为南康州都督府长史。累居要职贞观七年（633年），刘洎被拜为给事中，封清苑县男。贞观十一年（637年），刘洎改任治书侍御史，并针对当时尚书省政务堆积的现象，进言道：“如今功臣国戚占据要位，才能不能胜职，又凭借功勋权势相互倾轧，在职官员不能坚持公道，虽然也想奋发自强，却怕受到流言蜚语的诽谤。因此本该郎中裁决的事情，却要报请上级处理，各部尚书也模棱两可，不能决断。有的曲意顺从皇帝意旨而不顾实际情况，有的为避嫌避讳而不伸张正义。有的认为案子了结便万事大吉，而不深究结论是否正确；有的认为逢迎上级就是奉公，而不管他的作为是否得当。
曾祖：刘之遴，出仕南梁，官至都官尚书。儿子：刘广宗，官至都官郎中。儿子：刘弘业。孙子：刘敦行，刘广宗之子，官至屯田员外郎。
唐太宗曾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并提笔作飞白书，群臣都趁兴争抢。刘洎登上太宗的座位，等太宗写完一幅字，立刻从背后伸手抢夺。群臣奏道：“刘洎擅登皇帝御床，理应处死。”唐太宗大笑：“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对此未加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