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下在我人生苦难时节的及时雨

 

文|朱双平

 

 

 

二十多年前的1997年，我如愿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禹州市一高，通知书送到俺家，一家人高兴得欢呼雀跃，兴奋不已。开学在即，母亲张罗着给我套新被褥，我围坐在母亲展开的蒲席上，一边帮忙给母亲翻被表被里，一边和母亲漫无边际地闲聊，小屋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母亲的脸上始终绽放着笑容，我知道，那里面充满了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殷切期望。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交待的话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娇嗔地说，妈，我都记着呢，你的话俺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母亲笑了笑说，不说了不说了。停了停，她又交待道，恁表姨夫叫席老三，人可厚道，家就在禹县高中附近，有了啥事可以找他帮忙。一辈子土里刨食老实巴交的父亲更是高兴地合不拢嘴。他不辞劳苦骑着全家唯一的一辆脚蹬三轮车走了三十多里路，把我和一袋小麦送到学校，安顿好我，又把小麦送到学校食堂换粮票，一切办好后，又反复交待了多次，才心有不舍地蹬上三轮车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抓紧在校的每一分每一秒。每次放学我都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吃饭，这样可以省去不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因此学习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

 

高一的冬天，下午放学天色将晚，凛冽的寒风刮得校园树枝乱颤。同学们陆陆续续到食堂打饭，我像往常一样等同学们都走光了，才端起碗筷快步到食堂去。此时的食堂学生已经寥寥，食堂师傅们也正准备收摊。不远处，一辆破旧脚蹬三轮车上放着几个黑乎乎的泔水桶。旁边赫然站着一个半佝偻着腰，头发花白的老头儿。他正站在距离三轮车不远的地方，右手食指夹着一支看起来并不名贵的香烟，抽一口，朝食堂边看一眼，仿佛在等待什么。我看了他一眼，知道他是在等待最后一个吃完饭的学生倾倒到泔水桶的剩菜剩饭。我就知趣地端起饭碗，三下五除二就见了底。看着碗底残留的几滴菜水，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好像在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他也好像领会了我的意思，远远地朝我摆摆手，笑了。

我的学习生活依然忙碌。每天吃饭也总是匆匆忙忙，到食堂打饭也总会看到这个拉着泔水桶等待收集剩菜剩饭的老头儿。

生活已经不易，却能艰苦地挺着将就着应付，谁成想高二那年，家庭却又发生了重大变故，整个家庭一下子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那年夏天，体壮如牛的父亲确诊为俗称鼠疫的出血热，很快，父亲因为高烧不退而导致肾衰竭，血液透析后身体一天天消瘦，自身抵抗力急剧下降，最终器官衰竭，于九八年农历九月初二与世长辞了，家里突然少了这样一个“顶梁柱”，家庭经济瞬间崩塌。我的父亲啊，那年，他才五十岁啊！在我心里，不仅仅是失去了父亲，更是崩塌了一座山啊。柔弱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眼看着已经二十多岁还没有对象的哥哥，姐姐结婚不久，两个孩子还小，上高中的我就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

但是我不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更加勤奋了。为了节省开支，我干脆不去食堂打饭，每天用粮票换两个馒头，就着白开水吃。三节晚自习放学，我躺在床上肚子总是咕咕直叫。临近期末，气温骤降，日子更难熬。晚自习，教室里学生多，同学们呼出的热气也多，窗户玻璃上模模糊糊一片，朝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西北风灌到窗户缝里像魔鬼吹出的一串串尖利的哨声。光听风声就觉得浑身上下凉意阵阵！

晚自习一放学，同学们就三三两两地夹起书本，拉紧衣服，缩着脖子快速往宿舍跑，北风刮得她们一边跑一边叫，仿佛这样可以驱走一些寒意似的。我看同学们陆陆续续走光，因为鞋子太薄双脚早冻得发麻，这时趁着放学时光使劲跺了一阵，但毫不奏效，决定破例今晚早一点回宿舍被窝里取暖。正准备起身，几个同学一齐朝我喊：“小朱，外面有人找。”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心想这么冷的天谁会来找我？正疑惑着，几个同学又喊起来：“小朱，是个老头儿，是你父亲吧，还拿着一兜东西。”此时的我更加迷惑了：父亲去世不久，同学们不知道罢了。那会是谁呢，这么冷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