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雁飞过千秋去
我和刘雁南从小就是朋友，就算他十三岁那年他妈丢下重病的他爸和这个家跑了，他变得孤僻不爱说话；我们还是朋友。从那以后他对其他人都有敌意包括他爸爸，后来他爸爸的病渐渐好了，虽然他妈妈还是没回来过。我想没什么可以弥补他童年的某块空缺吧，有些东西就像玻璃瓶，不小心打破了就算重新粘起来也可以清晰的看见外面挂满了痛苦的痕迹。后来他爸为他再找了一个后妈，每次早上看着他红着眼眶一脸不屑的从家里走出来就让我胆寒，妈妈说过“后妈的心，毒透了。”他们家昨天又吵架了吧。
就这样到了我们上了高中，他是他爸靠关系帮他在我们学校占到一席之地。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叛逆，每周放学总有两帮人在学校门口打群架，并且轻轻一瞥我就会看到熟悉的身影。我妈来接我的时候指着瘫坐在一旁马路边的那几个小混混“他不是你朋友吗？你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那个。”“不是啦，妈你认错了。”然后我打开车门就要钻进车里的时候总会回头看一下刘雁南，太阳照在他半边脸颊上给我一个很模糊的侧面，我看不出他在哭抑或在笑。后来我还是知道了，事情不是他跟我说的那样，事实是他爸是个赌徒，把他妈妈的嫁妆都输了，还动手打他妈。他妈妈这才走的。走的那天他被锁在二楼的小房间里，从窗台注视他妈妈拿着不多的行李匆忙的向不远处的马路走去，金色的阳光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他还是看见了他妈妈飞也似的逃离了这个家。在拐角处登上一辆汽车，然后驶向远方的汽车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喧嚣的城市上空。至今我没问过他为什么编这个谎话。有人说失去的东西越美好那么带给现实的痛苦就越多，我想是这样吧。
后来就连我也突然觉得一本本的课本成了一道道枷锁，把我们的身体困在三点一线。那一年我也成了那帮小混混中的一个。刘雁南早就有了一辆摩托车，经常上课上到一半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走到讲台打开柜子从里面翻出几把开山刀然后对峙老师鄙视的眼神，“老头，出去一会不行啊！”再后来我和几个死党也跟着出去。染个头发，打个耳钉，随身带一包烟，，，，。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趴在班级门口的栏杆上看不远处的ktv墙外的巨幅闪烁的霓红，我喜欢这种感觉，很清醒很颓废，在那里每天都有人不自觉的向地狱沉沦，有的欢笑的爬出来再悲伤的进去，周而复始
。曾经的某人用笔尖记录那里的点点滴滴，直至后来被它的光怪陆离所吸引，沉沦进来。“喂！”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转身是一个在我们年段混得挺狠的一个人，他递过来一根烟，这就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聊了半天我才听清最后那句“你们班的xx挺漂亮，能不能介绍认识一下。”“你有病吧！”没有经过大脑思考我就丢下这句话，大概我前后差异太大，从他的瞳孔里反射我的表情有一种“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决然。这样他愣了一下，在三秒钟不到的时间我看他的表情从讨好到惊讶，再到不屑。“你丫的不想混了。放学足球场见。”他丢下这句话还有半个仍未泯灭的烟头走了。我低头看着那个带着火星的烟头使劲踩了几下。
下午放学我们六个人拿了里面填满混凝土的钢管站在操场上，说实话我们都没怎么打过架，有一点小紧张，特别旁边的一个胖子，看他一抽一抽的好像在发抖，我们都是良民呢。只是换了个发型，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嘿，别怕 ，有我呢？”胖子憨憨的笑了。操场的另一边出现了十几个人，正朝我们这边飞奔而来，“跑！”我喊了一声，因为我看到他们手里都有一把明晃晃的砍刀。跑了十几米我们其中一个人喊“胖子还在后面呢！”猛回头看见胖子趴在地上好像摔了，我过去扶起他的时候那群人已经近在眼前了，其中一个人举起刀砍过来，我推着胖子向后躲，那把刀则在我肩上划出一道口子。我抓住他的手夺了刀向他砍去，他扯断了衣袖摔在地上，“撤。”那十几个人又同一时刻沿着来时的路飞奔回去。我和胖子瘫坐在操场上，天空已露出黑夜降临前的预召，几点疏星挂上了天空。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变成了一粒粒小黑点，晚风刮来就像灰尘被卷起一样旋起旋灭了。
“你快回家吧。”我靠在胖子肩上对他说。“可是你流血了。”或许刚才太紧张了。现在静下来才觉得有点痛。血从肩上滑落滴在草地上正在盛开的黄色小花上把它染成红色，然后我想有一种花因为在外的事物改变了世界对它的认知，一场瓢泼大雨终会淋湿并褪去滴在它外面的血，还给它最初的纯净。
胖子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晕倒了，只记得那会好累好累，走的不想走了，半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半睡半醒间摩托车的轰鸣声把我带回这个世界，我微微抬起头看见路灯下停了一辆雅马哈的摩托车，车上的人向我伸出手，然后就不记得了。
醒来的时候看见了刘雁南，他正朝着窗外背对着我抽烟。“昨天要不是你朋友告诉我你出事了，，，，，，你，……，还是回去安心考大学吧。那帮人我会替你摆平。”更多时候我觉得他像我哥哥，整天愁眉紧锁，身上更是有一种区别于同龄人的沧桑。他家出事后很少看到他笑了。最多的时候他会找到我，星空下两个人喝着闷酒，黑暗中两个烟头散发出微弱的星光，这里有人哭过笑过，第二天空地上留下几瓶易拉罐，还有那些年我们有关成长的苍白的纪录片。
那些人果然再也没有来找过我，甚至后来不经意间遇到他们，他们也像受了诅咒一样远远的避开。最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一个一个的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就像那时我的头发从黑色变成金黄色，再变成黑色，其实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仍然和以前一样很乖很乖的和妈妈周日早上一起去教堂。我祈祷“我希望我是一名狙击手，镜中是漫无边际的忧伤，如果我是刽子手，希望刀下是我自己，阿门。”
抬头看见墙上的巨大的十字架，总有一刻觉得自己像一只披着黑色风衣的恶魔，低头随手翻开圣经，映入眼帘的是熟捻了无数遍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概“爱”这个字眼太过于神圣吧，刘雁南他妈离开他是为了寻找爱吗？我们拿铁管他们拿砍刀是为了争夺爱吗？让一些人从视线中抹去是因为爱吗？无助的感觉蔓延开来。隐约我听到了在身体里面潜伏的恶魔在喉咙间隐忍的巨大咆哮。就像王杰的那首歌唱的；没有爱，哪有恨。以后我神经质的相信那些从我生命中消失的人并不是真的离去，只是换了一个角色，也许是在教堂坐在我后面那个，也许变成了街角那家新开的咖啡店的服务生。
快毕业那会，我问了刘雁南那些人哪去了。他还是那副老样子，叼着烟，缓缓吐出一口白雾，眼珠向上翻了翻，天空有答案吗？我想。“一个好像去年在路上被人砍死了，还有几个去了台湾混。”他这样说。那时的我很想记一记他们的模样，但已经不行了；那时的自己很滥情，总是莫名的伤感，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刘雁南了。他说他要去北京，去找他妈，“会回来吗？”我看着他的眼睛问，“会的，一定会的。”那一次他笑了。
以后每次我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总会不由自主的停下来向后面看一下，但每次都是和陌生的面庞擦肩而过。终于我们搬家了，去了一个热闹却不远的地方，永远的告别了这里面朝大海的宁静。整理东西的时候柜子上落下一张写着号码的纸条，我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坐在地板上，太阳透过一层破了的窗将光束从右边脸颊移到左边；光束中有无数的光点。那些只是阳光中的微尘吗，依然反射着光明的温暖。我到底是打通了那个号码，那天刘雁南给的。听到是我倒是他显得慌张“哦哦，这样啊，哥最近挺忙的。有空再回你电话，下午还有事呢。”
我们就这样没再联系，倒是某天妈妈和爸爸在餐桌谈话我听到“冰冰，你那个朋友记得吗？旧家旁边那个。在北京抢劫被判刑了。”“哦”我扒了几口饭，跑上三楼。山水不复，终是在某个季节的背景下撑着雨伞，寻着栀子花的香味走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