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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秦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朝代:两汉 作者:刘向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参考翻译

《战国策》秦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译文

司马错跟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战事。司马错主张秦国应该先去攻打蜀国,可是张仪却反对说:“不如先去攻打韩国。”秦惠王说:“我愿听听你的意见。”张仪回答说:“我们先跟楚、魏两国结盟,然后再出兵到三川、堵住[]辕和缑氏山的通口,挡住屯留的孤道,这样魏国和南阳就断绝了交通,楚军逼进南郑,秦兵再攻打新城、宜阳,这样我们便兵临东西周的城外,惩罚二周的罪过,并且可以进入楚、魏两国。周王知道自己的危急,一定会交出传国之宝。我们据有传国之宝,再按照地图户籍,假借周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天下又有谁不敢听我们命令呢?这才是霸王之业。至于蜀国,那是一个在西方边远之地,野蛮人当酋长的国家,我们即使劳民伤财发兵前往攻打,也不足以因此而建立霸业;臣常听人说:‘争名的人要在朝廷,争利的人要在市场。

参考赏析

《战国策》秦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评析

巩固事业之基础在政治、经济等斗争中居于首要地位。元末朱元璋采纳的“高巩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以及古话“伏久者飞必高”“早秀不如晚成”等格言是各种事业中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看起来一时的目标没有达到,但基础性的行动却为目标的实现积蓄了根本的潜力和能量。伐蜀对秦国崛起和称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可以与三国时代“隆中对”相媲美的战略决策。我们作事时,行动要求有计划性,一件一件要逐渐升级,如登台阶,低的台阶是高的台阶的必要铺垫。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办事沉稳的人最忌好高鹜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草率的行动马上就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在政界、商界经营一定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

刘向简介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今属江苏徐州)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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