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元初道教受到帝王的推崇，社会地位颇高，道士的生活比较优越，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以道士身份南归对于一位宋室旧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其二、汪元量一向认为自己是汉族儒生，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中兼容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以使汪元量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而其中的遗民情怀也正好满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满足他精神上的某种归依感。其三、蒙元民族的统治，曾一度使汉族儒生处境艰难，并对汉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道教是汉族文化相对比较纯净的留存之处，道教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就成了他最终入道的又一原因。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声声骂杀贾平章”，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最高当权者太皇太后谢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满腔悲愤，不愧史笔。《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般作战船”。亡国之痛，悲歌当哭。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汪元量《湖山类稿》13卷，《汪水云诗》4卷，《水云词》2卷，已佚。清代乾隆间，鲍廷博刻刘辰翁选《湖山类稿》5卷（前4卷为诗，第5卷为词），《水云集》1卷。以流传系统不同，重见的诗很多。二者共收诗 300多首，词20多首，《四库全书》即以鲍氏二本著录。今人孔凡礼自明代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得汪森本未收诗约100首，词20多首,与汪氏二本合为一编,题为《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汪元量出生在一个琴而儒的大家庭中。年轻时，因精于弹琴作画、写诗填词，“以词章给 事宫掖”，成为供奉内廷的琴师，侍谢太后（理宗之后）和王昭仪（度宗之嫔），并与柴望（著有《秋堂集》）、马廷鸾（著有《碧梧玩芳集》）等有交往。德祐二年（1276）宋廷降元，元世祖诏三宫北迁大都。汪元量以宫廷琴师身份随太皇太后北行，“杭州万里到幽州”，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悲惨一幕，也亲身经历了三宫北上、燕京生活，由此写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具有强烈纪实性的诗史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宋元更替时期的真实事件，以补史书之不足。文天祥兵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屡至囚所探视。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