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记忆

王树杰

 

还没上学的时候，不用晚睡，也不用早起。每当夜幕低垂，我家那间低矮的土坯厨房里点上昏暗的煤油灯的时候，住在后排西头的五保户钢蛋家娘就会准时掐着草辫儿来到。这个干瘦的老太太似乎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她育有三个儿女。丈夫在兵荒马乱中失踪。女儿远嫁东北。两个儿子一个是光棍儿，另一个是神经病（当然也是光棍儿）。白日里，我们听到的除了公社革委会的大喇叭，就是她和两个儿子的对骂声。然而，每当黑夜降临，每当她坐在我白天坐过的那个小草墩儿上，我就会看见她那满是皱纹的脸庞如菊花般悄然盛开，就会听到她那娓娓道来的不断翻新的故事，时而发出开心的笑声。

寒冷的冬天，光着光腚躺在娘刚刚用玉米秆儿烧热的土炕上，蜷缩在破旧的棉絮里，听钢蛋奶奶讲故事是最大最快乐的享受……

几十年过去了，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可是这个老太婆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没有变。她的随遇而安，她的苦中求乐，她的乐观知足……都在影响着我，从而坦然面对这个多难的世界。

 

终于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学到建设祖国的本领，我开始背着书包和一个小凳子上学。然而忽一日，教数学的班主任张大牙老师把我叫到了校长办公室。这是我迄今为止到过的最高办公机关。黑而瘦的白校长突然弯下腰来，厉声问我把偷去的育红班里的六个皮球藏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样申辩，就放声大哭。

第二天，娘送我上学，在众多师生的围观下和那白校长理论。虽然摘下了小偷儿的帽子，但我从此却不喜欢了上学，就开始逃学。

逃学，我也不是没有选择的。那时候，好像劳动课特别多，而这门功课，又不像现在这样翻一通花花绿绿的课本。那时的劳动课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有时候是去西场村给玉米上拌了农药的沙子；有时候是去北街村的豆子地里捉豆虫；有时候是去原庄村的红薯地里割草翻秧子，然后还要把草背回来喂班里的山羊或者兔子；有时候是撵着猪屁股给学校的农场拾粪积肥……这些劳动课我从来没有逃避过，因为即便是挥汗如雨的体力劳动，也有无限的诱惑和乐趣：捉虫的时候，可以顺便偷一把毛豆儿带回家；翻红薯秧子的时候，可以掏一块儿甜脆的小地瓜润润口舌……我也不逃避语文课，温柔善良的陈美贞老师总是给我们读一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读到伤心处，她还会和我们一起留下伤心的泪水。我自然也不逃避音乐美术课。我逃避的，往往是数学课和体育课。教数学的是冤枉我的张大牙，教体育的是黑白不分的白校长。

每逢该上数学或者体育课的时候，我就以各种理由在学校消失了。家是不能回的，就去大自然中寻找自由的乐趣。如果是上午，就去城南公路拐弯处的小旱桥下，铺一层碎砖瓦儿躺在上面，听拉煤拉炭的小驴蹄子踏在柏油路上清脆的足音；如果是午后，就去旧城墙外边的草坡上去找一个叫“傻老鼠儿”的放羊娃。他是个傻子，却会放羊。更奇妙的是，他的羊们极爱吃纸儿，而且，谁给他的羊每吃一张纸，他就扒下裤衩子叫人家看一下他的鸡巴和屁股蛋子。于是，我就常常拿些本子纸去给他的小羊儿，去看他扒裤裆。

有人说，学校是快乐的天堂，是知识的海洋。然而，对于那个被伤透了心的懵懂少年，逃学也许是他唯一快乐的源泉。

 

 

过周末、假日或是放学后，是我最寂寞的时候。因为生性柔弱，就不愿意和惹事生非的男孩子们玩儿，尽管我也是一个男生；因为衣衫破烂且生满虱子，就没有女孩子愿意和我玩。我就常常感到莫名的忧伤。

忧伤寂寞的我就到处寻找一切快乐的机会。有时候，我会把一个光着屁股出来闲逛的小孩儿吓哭，然后再牵着他的小手儿把他送到家中，骗取主人的夸奖；有时候，我会在刚下过雨的泥泞小路上放上几块砖头，方便路人的行走，我站在一边儿看，收获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