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棉铃虫灾和母亲的1993

 

 

                                            一

    “一滴水自天而降，落入碗中。碗里有无数只棉铃虫在爬。一滴水怎么能淹死这么多棉铃虫呢？这么想着，棉铃虫却已爬满了房子四壁，她在辗转反侧的梦中仰望上空，她看不见太阳在哪里，却觉得自己被阳光刺的睁不开眼。水……她念出了声，所以醒了。”这是我以往一篇小说的开头。小说中的她，是我的母亲。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那一年，是1993。

    1993年的夏天，广阔的晋中平原被一场棉铃虫灾害威胁着。我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和母亲一起经历了那场漫无边际的愁苦。

    那时候我们那一代家家都种棉花，是在小麦、玉米、高粱之外，必要的经济作物。采好的棉花可以去乡里收购站卖，家里也可以留一部分缝被褥。然而种植的过程却非常辛苦。母亲总说，棉花就像小孩，是庄稼里最费工夫也最费感情的一种，哪一株不过几遍手都无法培育成材。用犁播了籽儿，还得铺塑料薄膜。一个人在前面倒退着走，把塑料倒卷下来，两个人在后头培土，把两边压好。压要压得结实，否则一阵风塑料就会扯上天。等棉花苗长得顶住了塑料，就得赶紧用铁丝钩勾破一块，隔五寸放一棵出来，再培上土，免得其它苗或草跟着钻出来。再过不久，棉花长到一尺多高时，就“捋腿”——把花苞以下的空枝捋掉，以免抽花苞的养分；“掐顶”——把棉花最上面的部分掐掉控制其往高里生长；打“矮壮素”，让它们横向发展，这样才能结出更多的棉桃来。等棉桃绽开，再一朵一朵地去摘。该种小麦的时候有些棉桃还没有绽开，就得连蔓子一起搂回家，一颗一颗去剥了。无论过多少年，我都会记得我的手抚摸每一株棉花的情形；也会记得母亲带着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剥棉桃；还有，我和哥哥一起去乡里收购站卖废旧塑料薄膜时，那种漫长时光中的饥饿和无奈。

    我家五口人，父亲是工人，没地。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每人二亩地，一共八亩。那一年麦收之后，我家除了种绿豆、黄豆、玉米之外，至少种了三亩棉花。而那一年，母亲已被查出患有糖尿病将近十年，体重大约不足九十斤。关于水的梦，和三亩多棉花有关，也和母亲的渴有关。于是在后来的很多年，我总是会无数次地回到母亲关于水的梦里：三亩多正在缀花苞的棉花，每一朵花苞的每一片叶子上，全都爬满了棉铃虫：大的、小的、绿色的、土色的。有的花苞已经枯萎，在风中摇摇欲坠。地上，掉落的花苞已和土地融为一色。母亲喊“水”的时候，我总是会从炕上爬起，去为她倒水。

    记忆里，那一年的夏天，家里只有我和母亲。父亲和哥哥、弟弟麦收后都去了太原，父亲退休后在太原做小买卖，哥哥顶了父亲的班做建筑工人，弟弟在太原的工地上做木工。所以我一放假回家，母亲就说：你可回来了。

我可回来了。母亲有伴了，也有靠了。至少我可以在每一个夜晚，和她一起躺在土炕上，听她说说话，关于棉花，和那些讨厌的棉铃虫。

    那天早晨我一醒来，母亲就说：“你去农药站买一瓶速灭杀丁吧。邻家说，速灭杀丁配3911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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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漱完毕，骑着自行车去了乡里的农药站。农药站门口，已经排了长长的一条队。我把车子靠墙锁了，站进队伍里，听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主题都是棉铃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