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齿生香的童年│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斜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蓝布书包，光着脚丫子，蹦蹦跳跳，走在杂草丛生的乡间小路上，有只蝴蝶不远不近地跟着我，翩翩起舞，忽上忽下；一只癞蛤蟆胸有成竹地蹲在路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路人，好像在说：“有什么好吃的，能给我尝尝吗？”同学们一路上大呼小叫，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欢声笑语稻谷似的撒落一地。

那时生活清苦，没什么零食可吃，唯有自己动手制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段时间，全校悄然流行腌萝卜，几乎每个同学的书包里都有一个小瓶子（以墨水瓶居多），里面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萝卜条；也有腌韭菜的，腌白菜帮子的，腌大蒜杆子的；在课间，在上下学的路上，纷纷拿出来，用削尖的小木棍扎着吃！多年以后，一闭上眼睛，我还能够闻到萝卜条、大蒜杆子发散着的辛辣味道。

我兄弟姐妹众多，三个哥哥，五个姐姐，又赶上父亲被开除回乡，“管制生产”，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我每天的早饭是白水汤饭（我大哥叫它“干饭洗澡”），无滋无味，难以下咽。就饭的咸菜是还没有腌好的冬辣菜，颜色翠青，发出刺鼻的味道；有时是一大块焦黄、香脆的锅巴，嚼起来有熟铁的香味。我用手绢包好它，带到学校，在课间细细享用。三哥好像很不自觉，老是来抢我的锅巴，然后堂而皇之地大嚼起来！我十分恼怒，想打他，但又打不过他，便一屁股坐到地上，两脚又蹬又搓，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鼻涕眼泪糊得满脸都是，讨厌的麻脸苍蝇始终在面前盘旋不去；哭累了，我就歇一会；当我听到母亲回来的脚步声，我就哭得更加起劲。母亲查明真相后，把三哥劈头盖脸收拾一顿，我终于破涕为笑了。可是，看看手上不多的锅巴，我又裂开了嘴巴。

 

午后的乡村宁静、安详，只有蝉儿单调而热闹地鸣叫，一条黄狗趴在树荫下，伸着鲜红的舌头，喘着粗气。不久就能听到远处货郎悠扬的拨浪鼓声音，“鸡肫皮子牙膏袋，都拿来换针换线”，“乌龟壳子王八盖，都拿来换针换线”，声调悠长而又舒缓，就像田园抒情诗。我的语言节奏感的最初启蒙，不是来自唐诗宋词，老师的教导，而是源于走街串巷的货郎。货郎放下担子，我和伙伴们立即麻雀一样围过去，叽叽喳喳，争先恐后地伸着脖子往里挤，想看看他的玻璃台板下都有什么好吃的。

不久，一股香甜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我知道货郎打开了玻璃台板，那是糖豆子、羊角酥、白糖饼子、水果糖混合的美妙无比的味道，惨无人道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和鼻膜。我狠狠地吸溜着鼻子，眼睛紧紧地咬住糖豆子、羊角酥、白糖饼子、水果糖，一刻也不放松。然而，终于眼睛撑死了，嘴巴饿坏了。

在遥远而切近的记忆中，汽水、冰棒是我们最渴望的零食，如果能让我们尽情大吃（喝）一顿，那是何等幸福的事儿！那时，好像没有“统一鲜橙多”，也没有雪碧、可乐，只有汽水。汽水是塑料袋装的，也有玻璃瓶装的，桔黄色，就像城市路灯的颜色，充满了无法言表的诱惑！冰棒，更是奢侈得不敢想象。一毛钱一只，谁吃得起呢？大米当时才一毛多钱一斤！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远远地听到吆喝声，“健康厂豆沙冰棒，偏宜啦！”我知道卖冰棒的来了。那天母亲在家里请人吃饭，忙里忙外，显得特别高兴（后来得知，父亲平反了）。我见状，便缠着她要吃冰棒。我在家中最小，母亲似乎更娇惯一些。母亲看了看我，从裤口袋里掏出一小卷票子，拣了一张一角的给我，说：“老孩，不要吃独食，都尝尝。”（我都四十多岁了，每次回乡下看母亲，她还是叫我老孩）

我紧紧攥着毛票，飞奔出去了。

卖冰棒的是个中年男人，头上戴了一顶发黑的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他的面目我早已模糊不清，但对他的冰棒箱记忆深刻。冰棒箱安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方形，外面是一层透明胶袋，胶袋下面是棉絮，箱子四周钉满了锃亮的泡钉。中年男人打开“冰箱”，递给我两只冰棒，说：“天黑了，便宜卖了，五分钱一只，卖完了我还要回家。”我捧着两只冰棒，嗅着又香又甜的奶油味，活蹦乱跳地往家跑……